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圖片1：筆者四歲時（1934）與祖母許氏鳳蓮在果樹下合照。 因為父親到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1949年併入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就職，我們全家就跟著到日本本土。當時坐船出基隆港後三天就到達日本瀨戶內海的神戶港，上陸後轉搭火車一個多小時到達日本古都京都市，是1938年的十一月中旬的事情。到達時正在下雪，對於出生在台灣的小孩，頭一次看到下雪驚奇又興奮。六十多年前，地球的溫暖化還沒有現在這麼明顯，所以當時在京都十一月就可以看到初雪（每年頭一次的下雪）， 聽說現在京都也很少下雪了。
圖片2：東方文化研究所（攝於1992）
因為父親服務的研究所在京都市的北邊郊區左京區的北白川小倉町，所以我們一家也在離研究所約半公里的北白川西町七十五番地租了一間日式房屋住下來。日本的住址跟現在的台灣不一樣不是一戶一個地址，一個番地是一個小區域所以一個番地裡面有很多住戶（終戰前台北市也是一樣）。
圖片3：疏水（哲學之道）（攝於1992）
圖片5：地藏菩薩-在京都市北白川志賀越通起點（攝於1992）
我們住的是有二樓的日式房子，樓下有兩個房間、廚房和玄關，樓上也有兩個房間，以日式房子的算法是有二十疊榻榻米大的普通房子，後面還有約十坪大的空地。我們一家五口就在這個房子住了四年多，也在這裡我們迎接二次大戰的來臨。 戰時米、木炭等生活必需品缺乏，後來都變成配給制。後院雖只有十坪不到，在戰時沒有料到會成為我們部份食物的來源，我們在這裡種蔬菜如：同窩菜、蕃茄和玉蜀黍等。後門出去是一條很窄的小巷子，每家的廁所糞坑的舀肥口都開在靠巷子的一面，我想大概是為挑大肥用的過路吧。在小巷出口的對面剛好是一間武道專門學校的學生宿舍叫做「筑紫寮」，大概都是九州出身的學生住宿的吧，有很多面貌兇猛的學生出入，小孩子們都覺得有些怕怕，有一段時間附近住家傳言，晚上上廁所時看到從糞坑裡有手在搖晃，大家揣測可能是武專的學生的惡作劇。我們在巷子裡靠我家圍牆的一邊種八、九株絲瓜（菜瓜）， 讓絲瓜藤沿著圍牆爬上一樓屋頂上，在屋頂瓦上開黃色的花後一顆顆比小黃瓜還要小的小絲瓜在屋頂瓦上慢慢兒長大。日本人不會吃絲瓜，他們只讓絲瓜結實後讓它乾癟變成菜瓜布來使用。我們趁絲瓜還嫩時摘下來炒或煮絲瓜湯，分給左右隔壁的鄰居吃，他們沒有吃過著這樣煮過的絲瓜，所以都很驚訝也吃得津津有味， 絲瓜在整枝乾枯前，從離地約二十公分的地方用刀切斷， 把切口的兩端插入空啤酒瓶內，等第二天睡醒後，啤酒瓶內已是滿滿一瓶的清澈絲瓜水可以用來做保養臉部的化粧品，是貨真價實的當時時行的「絲瓜古龍水（hechima-colon）」。 
圖片6：。筆者小學（京都市北白川國民學校）畢業照（1943）－前排左第三，前面為校長澤田熊太郎和古館三德老師（右）
京都一般小孩在學校學習和使用的是標準語日語，在家都使用所謂的京都辯，是京都地方的方言，其腔調用詞聽起來較標準語柔和優美，尤其是女孩子，跟他們一起玩耍我也很快地跟著他們學會了京都辯。語言在小孩時期學得很快，很快就會學到當地道地腔調的語言，但是，尤其是會話如果不繼續使用的話也會很快就忘記。所以說台灣有些父母帶小孩在國外生活，小孩子到六、七歲的時候已會講道地的當地語言，也就是說能夠用當地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腔調也跟當地的人完全一樣，但是回到台灣以後如果不繼續使用時，過了一段時間後就會忘記，所以如果你想要小孩繼續會使用那一種語言的話，你就必須有機會繼續讓他使用那一種語言。據我觀察的經驗，在小學的六年中學習的語言，因為會話、文字一起學所以即使以後沒有會話的機會也不容易忘記，尤其是看書，但是會話的腔調是會慢慢變調的。以我自己的經驗，京都辯我已經不會講了，但是聽得懂，至於標準日語會話聽講都沒有問題，只是腔調過了六十年以後，因為一、兩年才有一次講日語的機會，慢慢就有些變調了，講幾句還不會露出馬腳，但是講多了還是會露出馬腳，另一方面看日文書和日本的電視節目不但不會有問題還會繼續增長日語修養。有些人會嘲笑說，在台灣的老人在日本時代所學會的日語已經不管用了，他們的說法是現在的日語有百分之二十是戰後新產生出來的外來語，其實這是錯誤的說法，所謂新產生的片假名外來語大部分是英語系統的辭句，有些是因科學的進步或生活的變化所產生出來的新詞彙，這些各國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台灣也是如此，如果這些人都學過英語，生活知識也跟著時代在進步變化的話，一聽到尤其是看到這些新日語時會在腦子裡翻譯成英語立刻會明白它的意思，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當十四歲剛從日本回來時，我講的標準日語連在台灣長大的日本小孩都很驚訝羨慕。三年前我突然接到講日語的電話，對方很客氣地問你是不是吳君，一再叮嚀是不是六十年前從日本回來的那個講漂亮的標準日語的坐在他座位前面的吳君。他是在通信錄之類看到我的名字和電話號碼，試探打電話給我的，雖然六十年沒有見過面，但從那一次通話後我們又回復交往，我到日本時他特意坐三小時的電車來旅館看我，在另一次機會我也到他在日本東北部水戶的家裡拜訪他。
講到小學時的朋友或同學，主要還是住在附近的同學或上、下學時往同一方向走的同學比較有印象交往也較深。在台灣似乎大家都要談台灣和日本小孩之間有些隔閡，是說日本小孩歧視台灣小孩的問題。倒是我在日本本土的小學毫無這一種感受，這並不是說日本人沒有歧視台灣人，而是那是大人世界的問題。講到跟日本小孩之間互動，在前面已經稍微提過了，另外還有可以提一下的，隔著我的住家五、六間有一個同年紀的日本女孩，我記得在五年級時，可能我的成績還算不錯吧，雖然男女分班不同班，她的母親要我到她家幫助她的功課，五十多年後兩人都快七十歲了，相見時她還記得這一回事。做為從台灣來日本本土的一個小學生，同學們和老師都對我很好，並沒有因為我是台灣人而受到歧視，我的記憶裡只有那麼一次，有一個太保型的同學說我是台灣人，而被老師痛責一番以外，所受到的待遇跟當地的日本小孩殊無二致。
在日本本土我做為由台灣來的小學生並沒有受到歧視，但是朝鮮來的小孩就有些不同於台灣人。也許是能夠從台灣到日本的念書的學生，小學生單獨去的或整家去的比較少，而大學生和中學生則都是家裡比較富裕的關係吧，較少受到歧視。朝鮮人則整家去日本工作的多屬勞工階級，並且父母在日本從事的大多都是普通人較不願意做的工作，生活較苦也就較容易受到歧視。我還記得日本小孩間常聽到的像現在中國民間流傳的順口溜的內容就充滿著歧視朝鮮人的辭句，因為很難聽我也不想在這裡寫出來。
我初到日本時是二年級，二年級和三年級時的級任老師是同一位叫做西野歌子的和藹的女老師，她對我一個剛從台灣來的學生很照顧，她以後回到出生地的四國去了，但是到現在我還記得她。接下來四、五、六年級的級任老師是一位很嚴格的男老師叫做古館三德，個子矮矮的，但是看起來身體很強壯，他對學生都很嚴格，尤其對太保型的學生不會放過，管教很嚴，嚴格到聽說畢業五十年後的同學會上還有已六十多歲的學生想揍這位已近八十歲的老師，類似的情形在三、四年前的台灣的報紙上我記得也有報導過。不管日本本土或台灣，對學生的管教直到十多年前還是一樣的，都很嚴厲，是現在的學生無法想像的情況。老師嚴厲管教學生是對的，也是應該的，只是有些老師的管教並不是真正出於愛心的管教，而是由於老師本身的不正常心理、性格異常的時候就太不應該了，往往會遺害學生一輩子，這一種情形從前並不少，但在那個時代管教被認為是正當的，所以變態心理的老師的乖謬行為並不會凸顯出來也沒有被提出來檢討，也就不知害慘了多少好學生，影響了多少家庭；反過來看現在的教育界，沒有一個老師敢由正面的思維去管教學生，因為學生的家長不管老師的管教是對或不對，可能都會提出控告，也就沒有老師敢管教應予管教的學生，隨學生為所欲為，結果不知有多少本來有得救機會的學生，因而淪落下去；究竟孰是孰非，社會上沒有多少人敢去做研討，正義、認真、負責沒有人要肯定你，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惹麻煩，但是國家的損失呢？是被扭曲的社會現象？
我是一個矮小體弱的學生，體育課是我最怕的，我連在單桿上向前轉一下都不敢，爬竹桿也只能爬到一半，游泳也只會蛙泳游十公尺而已，但是管教很嚴格的古館老師只把我留下來多做練習而已，不曾加以體罰、責罵，可以說很照顧我。我的學業成績平平，在班上排在第七、八名次，學業成績是包括音樂、繪畫、勞作等科目在內的總平均，我是一個先天就沒有藝術、音樂細胞的小孩，所以做為從外地來的學生還算說得過去。當小學畢業時（日本昭和十八年－西元1943年)全校畢業男生有十一人考上當時的京都府立第一中學時全校都沸騰熱烈慶祝，因為府立一中不但是京都市最難考的名校，也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中學校，創立於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該校的畢業生被公認為以後順利進入第三高等學校，再升學京都帝國大學是必然的途徑。之前，北白川小學畢業生能考取的一年也不過兩、三個人而已，我能名列其中實在很高興也覺得很榮幸，但是說穿了也算是幸運，因為快要畢業時突然中學的考試制度有了改變，大概是戰爭的關係吧，政府採取了學區制，京都市內的府立中學（一中、二中、三中）採取了聯考制，考上府立中學的人依其學區分配到較近的學校，北白川小學較近府立一中，所以考取府立中學的都被分配到一中，不管如何能考上府立的中學畢竟是一種榮譽，因為當時台灣人到日本本土念中學的以讀私立中學為多。可是時代的變遷也使得學校的實質、傳統、榮譽改變，據說京都府立第一中學在戰後學制改制時變成京都府立洛北高等學校附屬中學，以後被當時的佔領軍指定為試辦的示範性入學制的學校之一，致使其入學學生的學習能力、品質與其他的中學並無多大差別，以致名校的榮譽也隨著失去昔日的榮光。
日本戰時年輕的男性都被徵召當兵去了，古館老師比我們應該大不了幾歲，應該是二十二、三歲左右吧，可能是教師所以沒被徵召入伍，但是也有幾個月被徵召去接受軍訓，這期間由女老師代他的教學、管教工作，頑皮的同學都很高興，中間老師曾回學校一次，由於平日管教嚴格又穿軍裝，看起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日本愛國軍人，沒有想到戰後聽說他成為共產黨籍的市議員。
戰後起初幾年，我很懷念他想跟他取得聯繫但被父親阻止，可能父親知道老師當時的情況不適合在當時的台灣的我跟他保持聯繫。前面說過，因戰時米、木炭等生活用品都是配給制大家都缺乏，當我們一家人要回台灣時，因母親是很節儉又會處理日常生活的主婦，所以家裡還存有不少米和木炭，雖然我已從小學畢業，母親還是把這些生活必需品都送給古館老師，由此可知父母親也真正感謝老師對我的照顧。戰後三十年我有機會到日本，很想去拜訪古館老師，但是帶我到處走動的日本小學同學卻沒有什麼興趣的樣子，以後幾次都沒機會能去見這一位老師，一直掛在心裡，聽說老師已於2002年已去世，成為我畢生的遺憾之一，很後悔當時沒有自己一個人去拜訪他。
京都市有很多日本的文化遺產，聽說也因而能倖免於盟軍的毀滅性猛烈轟炸，離開三十年後頭一次回去看幾乎都跟從前一樣仍然能找到從前住的房子、斜坡下的地藏菩薩石像和記憶中的周圍的景象。雖然小孩的活動範圍不會很廣，仍然使我產生像是故鄉的感覺，所謂的第二故鄉，因此每次到日本旅遊我一定最後的一、兩天會留著排時間到京都去看一看。京都雖然我只住過四年多的日子，但是那正是孩童時代記憶、印象最深的時期，因而對於我雖然沒有親戚朋友在那兒也變成了外國，仍然是讓我很想念的地方。因此想到，現在很多年老的台灣新住民即使是被蔣軍從市街上或窮鄉僻地硬用拉伕方式帶到台灣來，且當時整天怨聲載道埋怨的人都不肯為台灣投一票我會了解，是鄉愁使然；鄉愁蓋過了「黃河決堤事件」、「白色恐怖」、「孫立人案」、「山東流亡學生案」所犧牲的他們的親戚朋友的情懷，勝過了人應有的良心。隨著也讓我想起了最近甚囂社會的所謂的「轉型正義」。今年三月路過日本東京，剛巧電視在報導東京的櫻花在盛開，日本的櫻花季一向是從日本的最南端先開起，漸漸向北部爬升，每天電視和網路都會報導開到什麼地方，叫做「櫻花前線」，但是今年氣候異象致使較南部的大阪、京都尚未開花，反而東京先開，既然電視在報導，我也認為是難得的機會就到有名的櫻花盛開地「千鳥?淵」觀賞盛景，雖然不是假日卻是人山人海，隨著人群沿著河邊盛開的櫻花下走著走著竟然到了報紙經常刊載的「靖國神社」，隨著人群擠進了神社的庭院，也是滿院櫻花盛開，因為走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下來，無意中看到了一座石碑上有人像，看來好像不是日本人，好奇心驅使走近一看原來是印度人柏爾博士的半身像，一讀碑文這不正是所謂的「轉型正義」，是什麼？拉達、必諾、柏爾（Radha binod Pall，1886～1967）博士是印度加爾格達大學法學教授，曾任加爾格達大學副校長，1946～1948曾參與「東京大審」全程判決歷程，他是十一位法官中唯一的國際法專業的法官，也是唯一判決日本被告全體無罪的正義捍衛者。也許這不能說是轉型正義，因為是發生當時就被舉出，只是至五十年後才被全世界公認肯定罷了。碑文
『柏爾（Radha binod Pall）博士
《東京裁判》意見書的結語
當時間
將狂熱和偏見緩和時
又
理性從虛偽
將其假面具剝下時
就在那時
正義的女神
將保持其天秤的平衡
要求眾多過去的賞罰
變更其位置
When time shall have softened passion and prejudice,
when reason shall have stripped the mask from misrepresentation,
then justice, holding evenly her scales, will require
much of past censure and praise to change places.
拉搭．必諾爾．柏爾博士擔任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五月在東京開設的『極東國際軍事裁判所』法庭的印度代表法官，至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的判決結審為止，屏棄其他一切事務，專心埋首於調查和分析有關此審判的龐大史料。博士是擔任此審判的聯合國十一個國家的法官中唯一的國際法專業的法官，同時是具有守護法律的正義的熱烈使命感和高度的文明史的淹博學者。
博士看穿了這通稱為『東京裁判』的審判，不過是為勝利而過度驕傲的聯合國，對於已毫無還手能力的戰敗國日本的野蠻復仇的儀式，論證充滿誤認事實的聯合國的追訴，可說是完全欠缺法的根據，公開表明對於被告團應給予全體無罪判決的篇幅浩繁的意見書。
正如在其意見書的結語所言，大多數聯合國的復仇狂熱和歷史偏見已漸漸緩和下來的今天，博士的裁定已被認為是文明世界法學界的定論。吾等在此為彰顯始終守護法律的正義和歷史的道理的柏爾博士的勇氣和熱情，同時為銘記其言辭作為給予日本國民的寶貴遺訓而建立此碑，期許將博士的偉業留傳於千古。
平成十七年（2005年）六月二十五日 靖國神社 宮司 南部利昭
拉搭．必諾爾．柏爾博士 簡歷
1886. 01. 27: 生於印度，卞加爾省，諾地亞縣
1911： 加爾格達大學法學院畢業
1923～1936： 加爾格達大學法學院教授
1927～1943： 印度政府法律顧問，印度高等法院法官
1944～1946： 加爾格達大學 副校長
1946～1948： 極東軍事裁判印度代表法官
判決日本被告全體無罪
1952～1967： 國際連合國際法委員會委員
1958、1962： 國際連合國際法委員會委員長
1966： 日本政府授予勳一等瑞寶章
1967. 01. 10： 於加爾格達去世，享年82歲』
圖片7：日本東京靖國神社之柏爾博士石碑（攝於March 2006）（攝於2006）
我們做為一個維護人權、正義、公平的人，當然要譴責從前日軍的「侵略行為」、「屠殺事件」、「七三一部隊活體細菌事件」，但是同樣地也要譴責蔣介石的「黃河決堤案」、「白色恐怖」、「山東流亡學生案」、「二二八事件」、「孫立人案」、 還有更多更多無法算計的類似案件，也譴責毛澤東的「富田事件」、「大躍進」、「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江澤民的「法輪功案」，和胡錦濤的「西藏大屠殺案」等等數不盡的案件。我們有沒有把這些案件等同視之，有否考量前因、後果、真相，有沒有把應該負責之元兇以公平的裁判後繩之以法？戰時或亂世的屠殺、姦淫是古今中外世界各國都有的普世現象，但也都應該予以譴責；然而我們有沒有無限上綱，有沒有做選擇性的歷史批判，有沒有做賊喊抓賊，有沒有指責別人的犯罪以證明自己的無罪，你有沒有自信五十年後的歷史學者不會指責杜爾門用原子彈殺死幾十萬無辜平民，甚至只過三天後再次投下第二枚原子彈，造成舉世震驚的傷亡和浩劫。
我在戰後數年後讀《聞kewadatsumino聲；聽吧！海洋的聲音》，是一本蒐集日本學生兵、少年兵出擊前留下來給家人的詩集、信件，裡面沒有一個人是主動要去殺人送死的，都是被迫不得不含著淚離開親人的， 那是我讀醫學院六年級在產房值班時的事情， 淚水溼透了整個枕頭，我現在還是要說讀那一本書不流淚的人不是人，是魔鬼也會流淚的一本書，但是現在有多少盲目的偏激瘋狂份子，有多少昧著良心甚至比魔鬼更魔鬼的知識份子（？）。這一切都是人腦在作祟，可怕的人腦，洗腦把人腦洗成魔鬼一樣的腦，連狗腦都不如，狗你只要帶牠幾天，即使你要殺牠，牠還是會忠心耿耿地跟著你走。
現在講到日本人時，有些人還在說日本精神、大和精神、武士道等，什麼住洋房、娶日本妻子、吃中國菜等這些已經落伍快一百年的觀念。現在的日本人已經不是六十年前的日本人，新時代的日本人當然包括女性在內的思惟、道德、倫理、禮貌都已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全盤改變了，這並不是說日本人變壞了，是說不管是哪一國的人或哪一民族或族群都同樣有一些好、壞兩極的人，但其他大部分的人是在中間或偏右或偏左，如果要說哪一國或民族或族群的人德行如何如何時，是講那一群人的德行較偏右或左而已，並不是說那一群人的每一個人都是那樣。多次到日本旅行以後，發覺日本人的德行漸傾向現實的一方，譬如在台灣你坐公車或捷運時還有約百分之四十的年輕人會讓座位給老弱婦孺，但在日本卻少之又少，至少我自己就不曾遇見過，即使有「優先座」等標示也是一樣；不過在日文網路上我也看過年輕人埋怨說，曾徑讓座位給老者時反而挨罵說你看我那麼沒有用嗎？使得他以後不知應該怎麼做。更早以前日本的計程車司機的禮貌的確很親切有禮貌，但越往後不太親切的司機越來越多。一般來說日本人的德行還算好，但是不是全部都好。我所要說的不要以一、兩句話就想把某一國或某一族群人的德行歸納出來；「以偏概全」不但是輕率，也是無可饒恕的偏執。
總之，我在日本本土的小學時代的記憶是永遠值得懷念的。
（完稿於 Nov. 1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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