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3）孩提時代

（三）孩提時代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在我五歲以前，因為父親還在讀大學的關係吧，我跟著母親住在我出生的彰化的鄉下坡心庄舊館。還有我的祖父和祖母（祖父的第三位妻子，是父親生母往生後的繼母，對父親很好，當然也很疼愛我，當時有錢人家娶五、六位妻妾的並不稀奇，祖父就娶有五位妻妾）也住在一起。在我的記憶裡，應該是五歲的時候，父親已從台北的日治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畢業，隨著在大學裡也有了一份工作，我就跟著母親離開了我出生的地方搬到台北來跟父親一起住。
在台北我們一家租住的家就在現在的南京西路北側靠鐵路邊附近（現在鐵路已經鑽入了地下看不到了）的房子，當時這附近一帶叫做下奎府町，不久又搬到一間在南京西路的北側一排房子之一的二樓。這兩處我住過的房子，在六十多年後的現在還保持著原貌。在高樓大廈林立，完全變了貌的台北市中可以說是很難得的現象，但料想大概也不會再繼續維持很久吧。
當時南京西路並沒有現在這麼寬，記得在戰爭末期，為了避免遭受美機轟炸的損失，路的南側拆了一次，戰後是不是又拆了一次就記不得了。在淡水線鐵路兩旁沿著鐵路邊種著兩排榕樹（？），依稀記得在幼稚園和小學一年級時，在傍晚的時分，跟著附近的玩伴拿著黏杆隨著蟬鳴聲找樹上的蟬黏捉。鐵路的東邊是一些日本式的矮房子，其中有一間較寬大的，戰後變成國民政府台灣省政府秘書長的宿舍，以後也不記得怎麼變的，最後變成現在的新光百貨大樓。淡水線的鐵路也消失到地下去了，到圓山站後才又從地下冒出來，變成高架，繼續跑到終站的淡水。還好，火車變成了電車，車的外貌雖然變了，但淡水線依然存在，從台北市中心一直到淡水，舊淡水線的回憶偶然也會出現在老一輩人的懷舊意識中。與之相比較，新店線鐵路老早就連影子都沒有了，在這匆匆忙忙的社會中，只留在一些老人的遙遠的模糊的記憶裡，也將跟著這些老人的凋謝，一點一點地消失，最後永遠從台北市失去蹤影，新新人類、新新新人類、新新新 ﹣﹣人類永遠不知道台北市有過叫做新店線的鐵路（不是捷運新店線）。
在現在的太原路靠近民生路附近陳祖厝有過一所幼稚園叫做「愛育幼稚園」，我就在這個幼稚園上過學。聽說還有幾位當時的同學偶而也開過同學會，因為我沒有參加過，也就不知道同學會的情況內容。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碰到過一位幼稚園的同學，他的記性很強，還記得我在幼稚園的遊藝會中扮演過老頭子的角色，想起來我從小的時候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以後還會提到），與他比較我的記性簡直太差了，一點兒記憶都沒有，往好的方面解釋，可能我的腦子裡面需要裝的事情太多了，只好把一些記憶排擠出去，忘掉了，以現在的電腦常識來比喻的話，就是電腦硬體有一定的容量，超過這個容量時就只好把一些舊內容刪掉，才能繼續容納新的記憶，不過現在的電腦比人腦好多了，才十年光景，硬體的容量增加了幾百倍，人腦不但容量沒有增加，與年紀的增長記憶力越來越差，記不起來不久前發生過的事情，淒然察覺到最後一天的足音的接近，實際上有很多同學已相繼離開這世界。 小學我念的是當時的台北師範學校附屬的教學實習小學叫做附屬公學校，簡稱「附公」。當時的台灣小孩念的小學校都叫做「公學校」，日本小孩念的小學校才叫做「小學校」，一個叫做公學校一個叫做小學校，都是小學教育，教育的內容一樣，只是念的人不同而已。台灣小孩也可以上小學校，但是真的去念的人並不多，可能也有上學前所用的語言以及生活習慣上的問題的關係。當時的中學雖然沒有硬性的規定也有日本人較多和台灣人較多的學校的區別，但並沒有規定哪一個學校台灣人不許念的規定，只是自然而然地形成這一種區別。
七歲時入台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念小學一年級，但在第二年因父親工作關係，隨父親東渡日本的舊都京都，轉就讀於京都市立北白川小學，因此關於附公一年多的記憶就很模糊。
於一九四三年小學畢業後考入了日本當地的京都府立第一中學校，但在入學後才一個多月，突然又因父親的工作關係不得不舉家跟著父親回台灣。本來父母也想過把我單獨一個人留在日本繼續讀中學，也早就準備好了一切自己生活需要的東西及技術（如縫紉），但是當時太平洋戰爭已進入末期，日本已開始節節敗退，日本台灣間的航線船隻已成為美國潛艇的攻擊目標，在我們回來之前不久已有一隻客船（高千穗丸）被擊沈，因此考慮到回台灣的船程有萬一時只留下我一個人也不忍心吧，最後決定一家共生死，我也就沒有留下來。有時候回想時會想到，如果當時我沒有回來的話也許我的一輩子走的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但也有可能在兩年後戰爭結束時，我就打包跑回台灣了，那我走的路跟現在走過的應該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因為戰後三十年，戰前留日台灣人的命運，在戰後一直留下來和戰後馬上回台灣的人之間，在以後的命運有了很大差別。為莫名其妙的所謂祖國情懷，戰後早期回到台灣的人，很多人面臨到不幸的遭遇。
實際上，從日本到台灣只要三天的航程，但是當時，我們的船組成船隊在軍艦的保護下，繞道大陸沿岸，花了整整七天才到達基隆港，也真的差一點沒有葬身海底當魚餌。我們坐回來的一萬頓級客船「大和丸」就在不久後也被美國的潛艇擊沈了。
回台灣後想轉入台北的中學，但因為在匆忙回台灣時，沒有把轉學證件辦理齊全，而且當時與日本間的通信也已不太通暢無法聯繫，也因為當時我的身體也不是很強壯，也就在父親和父親的老師的安排勸導下，再在小學多讀一年，當時叫做小學高等科後，於次年的三月重新考入當時的台北州立第二中學，就是現在的成功中學了。
當時戰爭已到末期，台灣也已開始受到美軍軍機的轟炸，因此學校不久也成半停課狀態。為避免受空襲遭傷害，我們一家人也暫時先疏散（當時叫做疏開）到景尾（現在的景美），大家可不要以現在的景美來想像，當時的景美還算鄉下呢。但不久後，住家後面掉下來五百公斤的美軍炸彈，因此又再度往更鄉下疏散，回到出生地的員林的鄉下（坡心庄），現在的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父親先回到台北任所，我們一家人則到了十二月才從鄉下回到台北來。
（May, 1996 年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