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5）中學時代

（五）中學時代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如前述，在日本京都考入了京都府立一中後才一個多月，因父親的轉職不得不一起回到台灣來。這樣子事情就有了很大的改變，因為當時戰爭已進入日軍節節敗退的時期，日本本土與台灣間的船運交通也已不安全了。我的伯父也已在赴南洋任所途中，因所坐軍用船「大洋丸」在沖繩島附近遭到美國潛艇攻擊不幸葬身海底，而在我們正在購買船票期間，又首次有日本本土台灣間航線的民間客輪「高千穗丸」被擊沈的消息傳來，一家人非常緊張，政府當局也命令一切行動都需要嚴格保密，因此在匆忙中沒能把轉學所需的證件準備完整。回到台灣後，因為戰情已很亂，台灣日本本土間的交通通信已不甚暢通也就無法補辦手續，因為我瘦小體弱，加上當時的台北二中的今崎秀真校長剛好是家父高等學校時代的老師，聽從他的好意勸言放棄立即進入中學，暫時進入台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現在的萬華區福星國小）高等科保育班再念一年小學，於第二年三月重新考入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初期為初、高中同校），因此念中學我就比同年紀的同學晚了一年。
在中學上了一個學期課，戰局漸趨不利於日軍，台灣也開始遭受美國飛機的襲擊，為了避開美軍軍機的轟炸，台北市市民和學生紛紛疏開（疏散）到鄉下。1944年初秋，我們一家人先疏開（疏散）到景尾（現在的景美，當時算是鄉下），借住在當地仕紳林佛國先生的家裡。因為學校也處於半停課狀態，因此幾個同學常常結伴從景尾街走過有一段距離的草叢地，抵達景尾溪和新店溪匯流處的溪岸和沙洲釣香魚。每次都多多少少釣一些香魚回來，每天過得也蠻快樂悠閒，有時候碰到上游有人使用炸藥偷炸香魚時，就有不少被炸死的魚兒流下來增加漁獲。之外，也幫忙母親在附近借了一小塊田地種一些蔬菜、蘿蔔之類做為青菜的來源。看到自己種出來的一根根白晰晰的長蘿蔔，既高興又有成就感。蘿蔔的收穫倒不少，吃不完的切成一個個小塊片，在陽光下曬乾成蘿蔔乾，再塞進大酒瓶（一升瓶裝）中做儲備食物用，倒也有四、五瓶之譜。然而好景不長，不久台北地區也開始遭受美軍的空襲，有一天住家後面竟然也掉下來一顆五百公斤的炸彈，竟然炸開了一個大窟窿，這還了得！，看事態嚴重，一家人趕緊坐火車南下躲回我的出生地台中州員林郡坡心庄舊館村與祖父同住。這應該是1945年初的事情，當時在員林火車站下火車後雇牛車往溪湖方向的路上走，真的是牛步，自己也不知走了幾個鐘頭，渾身疲憊不堪才到了我出生的家。此行中不知什麼時候，平日辛苦栽種、曬乾、儲存下來的幾大瓶蘿蔔乾全部被摸走了，可見當時食物缺乏之嚴重。因為我五歲時就到了台北，之後又到日本住了四年半，所以有關我出生的原鄉的印象回憶應該是這個時期的事情。就在故鄉將近一年的期間體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投降和中國國民黨統治時代的來臨。終戰後不久，父親就單獨先到台北，我則跟母親和妹妹們在出生的故鄉住到1945年年底，才好不容易買到二等車票，卻擠在水泄不通的人群的參等車廂內過道上一路熬到台北。
故鄉的最初幾個月，真的享受了與大自然接觸的悠閒鄉村生活，每天無憂無慮在栽種各種果樹的果園中與雞鴨鵝、池塘裡的魚蝦鱉為伴，常到鄰近農家串門子、走在鄉下蹊徑過著田園的生活。可是好景又不長，不久接二連三罹患了打擺子（瘧疾）和阿米巴痢疾，因為在戰時和戰後缺乏藥物時期，躺在床上被發燒和拉肚子困饒數月，服用奎寧治療瘧疾，痢疾則沒有Emetin可打，最後由杜聰明教授那裡拿到了漢藥「苦參子」才好不容易治好了痢疾。長久躺在床上，不能洗澡，蓬頭垢面，頭上長了虱子，枕頭下生了南京蟲（臭蟲、木虱），是一身骯髒、淒慘的病榻上的日子。
1945年底到了台北後先租借中山北路巷內（現在中山北路長春路口對面）的日式房子住了幾年後才搬到台北市潮州街的台大宿舍。就在這期間發生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記得每天不是聽到有父親認識的人一個個被抓或失縱的消息，如：施江南、阮朝日等，就是聽到如：在南港有多少人被殺棄屍、在某地有多少人被裝入麻袋投入海裡、在某地晚上聽到淒慘的喊叫聲和槍聲第二天屍體枕藉等等的傳聞，大家都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過一段日子。還好因一直躲在家裡，沒有出去亂走，也就安全過了這一段日子。
在終戰後的初期，看到即將被遣返的許多男女日本人跪在巷口的沿著御成街道（現在的中山北路）的路邊鋪著草蓆賣他們的家當、衣服、飾物之類，與以往的形象對比倒也蠻可憐的。據說最可憐的是已經在台灣扎根落腳三代，在台灣成家立業置產以台灣為故鄉的日本人，他們回到日本本土已沒有可依靠的家產、土地、親戚，聽說很多這些日本人，在戰敗後已很淒慘混亂的本土過了一段很辛苦的日子後才找尋到重新開始的活路和事業。反之，有不少奸猾的台灣人和從中國過來辦接收的國民黨人則乘混亂時機，使用變造、假造、強佔、利用職權等方法把很多日產變成私有財產發財變成鉅富，國民黨則把許多政府公產日人私產變成黨產成為現在討回黨產問題的根源。也有一些中日戰爭時期在所謂的淪陷區充當所謂漢奸的人，乘社會混亂之機溜到台灣來，一方面躲避國民黨的特務，一方面大做混水摸魚的勾當，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小說中有詳細的描述。
為什麼在前面我要加兩句「所謂」呢？在現實的社會中「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一向是大家所面對的社會定理，如果當時日本戰勝的話，這些所謂的漢奸、淪陷區都會變成相反的另一面，「護國、建國、忠國、愛國」等有功的名詞，社會常態也會完全不一樣，就如三十年前的「不共戴天的共匪、剿匪、綏靖、匪諜、匪幫、剿匪」這些名詞，成為現在的「偉大祖國、同胞、連共制台」等的名詞一樣，報端上不是報導說：有很多直到十多年前，還在面對對所謂的共匪作戰的將軍們，如今堂而皇之領取由台灣人的血汗錢而來的高額退休金，人卻住在所謂的匪區的將軍村，養尊處優頤養晚年，還高談闊論跟他們以往教導部下時的相反言論。雖然「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乃是古今中外的定理，但也是真理的另一面，盼望從事教育者能坦白把真理有兩面的思維也一併教育給後代，叫他們如何能自己去思考，不要盲從，教導他們必須如何面對現實社會的真面目，倫理道德需要教，但躲在其後面的另一面也需要教，讓他們心理有所準備，不致於到頭來無所適從。
話歸本題，日本的學制是一學年三學期，第一學期自四月到七月，第二學期自八月到十二月，第三學期是自第二年的一月到三月，終戰是在1945年的8月15日，所以我當時是中學的二年級，在1946年的三月應該升上中學的三年級，但是國民黨政府來了之後改採一學年二學期制，自每年的八月至第二年的一月是第一學期，第二年的二月至七月是第二學期，在1946年的三月卻不讓我們升上三年級，延到1946年的八月才升上初中三年級，中學又分初、高中二級，因此我們台灣學生都被矮了一年。
台灣的戶政登記在日治時代已實行五十年，因此很嚴格、正確、完備，誰都很難隨便竄改，但是當時從中國來的人不論是大人或小孩都沒有出生證明，所以很多人都隨便報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因此很多同班同學實際的年齡都比台灣學生年紀小一、兩歲，好像他們比較聰明。這種隨便報出生年和戶口的後果造成以後當時自中國來台的人，碰到要從軍隊退役時則比實際年齡提早退役，反之，當公務員有利，則到退休時又改年齡，以便延後退休的貪私利情況層出不窮。當然國民政府來台灣後，沿襲了日治時代所建立的良好戶政制度以便嚴格管理人民（尤其是在反共抗俄，威權戒嚴，白色恐怖，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時代），所以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就沒能享受到這一種便宜了。就如此，我也在1950年七月從高中畢業時，已經快滿二十歲了。
我在終戰後1945年到1950年的中學生時代所面臨的大事是隨著國民政府統治時代而來的日常使用語言的改變、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和廢棄舊台幣改為新台幣。二二八事件和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因為我沒有參與政治活動所以還可以安然無事，雖在恐怖中戰戰兢兢還能渡過了平安無事的日子。
第一項的語言問題影響就很大了，一個人學習語言最重要而最有效率的時期是從出生到十五歲左右，我剛好在這時期所學所用的是日語，面臨到這個難題但是又非面對不可並且這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全台灣的人都面臨的問題。我比較幸運的是，現在一般所謂國語的華語，父親在日本京都的時候曾跟正牌的北京人學過貨真價實的北京話，因此日本投降後父親就在家鄉開始教我ㄅㄆㄇ的基本發音，一直使用到現在，要翻查華語辭典時使用，不只如此，我現在在電腦上鍵入漢字時的輸入法使用的也是注音輸入法，只是在六十二歲初學在鍵盤上鍵入時，本來就會英文打字，所以嫌記鍵盤上ㄅㄆㄇ鍵的位子麻煩，雖然同樣是注音輸入法，但我選擇了注音二式（羅馬字）輸入法，只要你知道正確的漢字發音，不要一小時你就學會，不必再記ㄅㄆㄇ鍵的位置，鍵盤上也不必有ㄅㄆㄇ的記號，而且微軟Office上一直都附帶有這個輸入法，也不只如此，現在還延伸到使用於學習、記錄、查詢台語（閩南話）的發音，如果生命時限允許的話我還想使用ㄅㄆㄇ來學客家話。注音符號是為漢字注音而設定的符號，是根據漢字的篆體楷寫的。1913年由教育部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起初叫做「注音字母」，於1918年由教育部發佈，共計39個字母，以後修正為現在的37個字母。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把注音字母改稱為「注音符號」，正式的稱呼是「國語注音符號第一式」， 1931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為便於書寫跟編排字典、詞典，把ㄧㄨㄩ三個符號移到最後，另定「國語羅馬字」於1938年由國民政府大學院公佈，以資應用，此套羅馬字於1986年修訂成為現在的「注音符號第二式」。注音符號，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一直推展不開來，直到1945年來台灣時才能強制台灣人民學習，台灣人民也曾一度成為所謂的國語模範省。
教育部所訂定的注音符號是北京音系的發音，教師教的注音符號也是依據北京音系教學，但是從中國來的教師、官員及一般人所講的華語是各自家鄉的發音，中國各地方的鄉音都有。他們不屑學國語、學不會或懶得學國語，反正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自居，我講我的，聽不懂是你們活該，也許他們把他們逃到重慶的時候遭受到四川人以外省人對待他們的怨氣發洩在台灣人上。台灣學生雖然在學校學了國語，卻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只好用猜測去瞭解，慢慢兒去適應，久而久之一般社會上所講的所謂「國語」變成「ㄓㄔㄕㄖ」和「ㄐㄑㄒㄗㄘㄙ」不分的「藍青官話」－所謂的「台灣國語」－不是教育部所定義的北京音系的國語。
現在社會上、媒體上一般常說的「北京話」其實是藍青官話（台灣國語）不是北京話，台灣人到現在還一直被蒙在鼓裡而不知，這並不限於台灣人連所謂的外省第二代也犯同樣的毛病，只是他們的腔調比較沒有台灣腔調而已。最可憐的是萬年國會時期的台灣籍代表，當時他們使用台灣話發言時被辱罵不用國語，其實萬年民代所講的華語都是跟台灣話同樣是中國各地的鄉音，沒有幾個人會講國語，台灣人真的是可憐無知的傻瓜，如果他們當時知道所謂國語的定義時，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萬年國會代表講教育部定義下的國語，不然就叫他們同樣閉嘴。你不相信，現在大家在電視上可以隨時自由地聽到北京人講的口音，是不是跟你自已講的所謂「國語」是一樣的口音，當然我們不必要聽懂或說北京的土話。
教育部的人員應該講清楚教育部所定義的「國語」是北京音系的「國語」或是現在一般社會所通行的「藍青官話」－「台灣國語」－。如果教育部認為所通行的台灣國語就是國語的話，應該把注音符號中的『ㄓㄔㄕㄖ』刪除掉，使得學生也可以少記幾個符號。所謂「國語」是日本人在明治時代為統一語言的時候所創制的辭彙，它所表示的意義是代表一個國家的語言或一個國家的公用語，除了日本以外很少國家有這樣的名稱。近年來日本也有反對聲音，漸漸不說國語而直接說「日本語」，在2004年日本的「國語學會」改名為「日本語學會」是一個例子。中國國民政府在大陸執政時期反輸入「國語」一詞使用，而到台灣以後就趁機襲用日治時代的「國語」一詞至今，但是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也規定統一的發音為北京音系，可是他們卻不敢叫做國語，叫做「普通話」。不知教育部的官員還能繼續裝聾作啞不聞不問多久，應該兩者擇一，弄清楚所謂「國語」的定義。
說到自己的母語，最近十年來鬧哄哄的台語閩南語拼音符號之爭更讓台灣人痛心不已。有教會羅馬字派（包括漢羅並用的漢羅派、更進一步想廢漢字變成全羅馬字的全羅派和連漢字本音都想廢棄的拉丁派）、TLPA（台灣語文學會的派系）和通用拼音派三派爭論不休。教羅派因其一百多年的悠久歷史、教會影響力、以及在政治上堅持維護台灣主體性的政治功勞，攻佔教育部屬下的國語推行委員會而佔上風，但到前年為止，五年來通用派卻攻佔華僑委員會在台灣北部和華僑界大力推展其拼音法，直到去年才敗陣下來。雙方幾年來用去了不少公家資源，自去年通用派自華僑委員會敗陣下來後，在政治掛帥的社會生態下教會派和TLPA派因彼此間之差異也較少，又攻佔國語推行委員會，雙方妥協後產生了兩派的混血兒教育部版羅馬字拼音法於2006年年底由教育部公佈。雖然如此，通用派也不甘就此示弱，挾其過去數年來累積下來的成果，準備反抗到底，究竟鹿死誰手還不知，台灣閩南語的拼音法還有一段淒慘的廝殺路要走是明顯的。
其實台灣閩南語的拼音法還有另一種由前述的國語注音符號延伸出來的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於1946年由教育部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前身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公佈的「台灣方言注音符號」，只是不幸逢上積極推行國語來壓制台語的時期，就跟台語一樣被壓抑下來，創制者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音韻學者朱兆祥教授遠走新加坡南洋大學最後客死異鄉。雖然如此，此部「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初稱方言注音符號），在這期間也有被台語學者及一般人所使用，也有數部大部頭字、辭典出版，遠超過羅馬字派，然而在各派羅馬字派互鬥期間，因政治掛帥的驕傲吧，把一套本來已公佈的「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視若無睹，從沒有被提出到檯面上。
若從學術上檢討，教羅派所指點之注音符號的缺點，其實也是所有拼音法的共同缺點，並且教育部也從來沒有廢棄這一套注音符號。暫且在此厚顏引用國立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文學語言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台灣語文學會會長姚榮松教授為最近出版的拙著《台語文讀本》所賜序文的一段為我自己的說法做潤飾「…說完本書用字之特色，回來得談台灣注音符號在現階段國民中小學母語教育的功效。吳醫師在自序中，指出了當前母語教育的亂象，客氣的比方是「鷸蚌相爭」，既然不能雙贏，即無人得利，若果鷸蚌是指羅馬字（ABC）派，在爭了五年之後，現在塵埃落定，以「台灣羅馬字」作為教育部推行母語之統一音標。然而在爭執之過程中，人們似乎忘了注音符號（ㄅㄆㄇ）自民國三十四年，就是國語會推行閩南語的基本工具，早年還印了一些會話教本，現在坊間還有不少國台雙語的注音字典，當年皆用朱兆祥－吳守禮編的這套，為什麼政府在推動所謂「鄉土語言」教學以來，即逐步把ㄅㄆㄇ束諸高閣，不但不提倡，甚至想以羅馬字取代了事，這是吳醫師所不能理解的，當年朱兆祥走人與國語會推行逆向對待「方言」有關，後來ㄅㄆㄇ總算重見天日，甚至教育部民國八十四年公告「人文教育指導會」研究鄉土語言教育的音標符號，還是兩套並行，注音符號還在併用之列，但是政黨輪替後，國語會經過幾年的紛紛擾擾，終於把ㄅㄆㄇ也丟掉了，未來將只推薦台羅一套。吳醫師似乎是怪這些學者委員們，但是以筆者個人的參與與見證，似乎也不必太悲觀，因為不管九年國教的音標怎樣定於一尊，民間習慣的標音法肯定不會一夕之間完全消失，因為文獻俱在，各取所需，注音符號一直也是各家閩南語教材最重要的輔助工具，只要國語文教學，沒有改弦更張 (即改用通用拼音教學)，ㄅㄆㄇ永遠是國小低中年級最熟悉的符號，小學老師也使用得得心應手，因此，只要這套注音教材，能引起廣大母語教師的關注，將來可以再按年級發展出一套全方位的注音符號閩南語教材，很難說它不會成為國小教師的最愛。寫到這裡，我似乎已完全支持吳醫師的想法，讓我們重新出發，編出一套簡易的注音符號教材，讓小學生也能自學，一旦閩南語的注音字模確定，也能編出一系列的世界名著台譯閱讀系列，使老少咸宜，極有可能開創「台語教材」的另一個新天地。…」
教會羅馬字派為爭取台語的地位和使用以及在政治上為台灣主體性所做的努力功勞是有目共睹的，沒有人可以否定，但不能就因此把其他有利於拯救台語的機會藐視忽略。坦白說在這幾套符號中沒有一套是完整無缺的，不只台語所有語言的拼音或注音都是一樣，所以才有國際音標的出現，而沒有一種語言是以國際音標直接做為其拼音法的。
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最重要、最後的目標是把台灣閩南語自瀕臨絕滅的邊緣救出，不管使用哪一種符號都沒有關係，這些為台語爭取奮鬥的人都應該受尊敬，但也希望這些人不要落入天安門下的兩種人，希望他們是較少數的第三種人，是少數但是確實其存在，他們絕不會為一時的名或利而爭吵，只為拯救台語於瀕臨絕滅而奮鬥。看看近鄰也沾到漢文化影響的日本為例，自犧牲了不計其數的明治維新志士後，一百多年來儘管一直有極少數的一群人主張廢棄日本漢字和兩種假名，現在還繼續在主張，但一百年來始終不成氣候，其原因不言自明。日語也有兩套羅馬字拼音，而且日語使用羅馬拼音比起台語使用羅馬拼音容易好幾倍，但也只是為外國人或日英、德、俄、法等外國語字典、或有需要的人而存在，並且除了上面所提極少數一群人外根本就沒有人說要把日語的漢字和兩種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廢棄完全使用羅馬字表達日語的主張，不要只看到網路上有這一種主張就以為有很多人有這一種主張，現在是網路萬能時代，即使是數億人之間的一個人的主張也可以在網路上表達出來。此外也不必常把韓國或越南廢棄漢字的例子拿出來，誰能保證激情的反彈過後有回復理性的日子，實際上現在反方向的氣象正在萌生，在隔海峽的中國，廢正字之後不但第二梯次的簡體字在公佈之後再取消，恢復正字之聲也不斷。
其實台語的拼音或注音符號可以兩三種並用而由個人自由選用各自所需，只要把台灣閩南語正確表達出來就可以，至於要使用哪一種漢字又是另一項問題，另外解決。如同現在大家所使用的電腦上漢字輸入法種類雖很多，每人都各取所需，也沒有使電腦的發展緩慢下來，反而更為便捷。統一為一種拼音法，冠冕堂皇，理論上是講得通的，但同時也是似是而非，實際上是另一種威權專制的做法。我們剛從專制的所謂國語教學，五十年來差一點將自己的語言母語消滅掉，這一種痛苦大家那麼快就忘記了嗎？還想利用同樣的方法來規定只有一種拼音法的專制方法來教台灣閩南語嗎？大家想要被各位的子孫稱為另一專制的蔣家政權嗎？我不相信。（另請參考本季刊第五卷第二期（2005.4）《母語教學的亂象》一文）
說到一個人日常所用的語言，我這一輩的人們（出生於1930年前後）受傷害最深。我們從出生到中學時期是以日語做為日常生活的主要語言，到十五、六歲前後突然變成以華語為日常生活的主要語言，而且當時我們所聽到或必須適應的並不只是標準的華語而是廣義的華語，是中國各地的五大方言的華語，此外我們還要學習第二、三外國語，其中以英語為最多，所以變成沒有一種主要語言是有生到死為止一直為自己日常生活所使用的人，除非具有語言天分的人，像我這樣的平常人就無法以完整的日語或華語做為自己的母語思考、表達自己的思維，只能使用半生不熟、半吊子帶台灣腔的日語或華語，更悲哀的是生為台灣人在兩個時代都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到了國民政府時代，不但不能使用，講母語還會被罰錢，至於第二外國語則我沒有在英語或其他外國語言區生活過就更不必談了，當然留學外國語生活圈的人是例外。
想到我現在正靠著殘缺不全的記憶，在張良澤教授的慫恿、提攜和曹永洋老師的鼓勵、指導下，以華語－不是自己的母語－勉強寫下將過去的記憶與現實的隨想混雜在一起的四不像的回憶錄，才深深感覺到不能以一種完整的語言以及自己的母語表達自己的思維是很痛苦且悲哀的一件事。
其次，說到經濟生活上的變化，因政治腐敗、貪污橫行，終戰後戰時的物資缺乏不但沒有改善還繼續延續下去，日治時期的台灣銀行的台幣一圓換成舊台幣（1946年5月22日台灣銀行發行）一元，但因國共內戰日益熾烈，國軍節節敗退，將台灣生產的物資，如：糖、米悉數運往大陸，造成產米的台灣竟也米荒，物價飛漲，米市一日三價，通貨膨脹，於1949年6月15日新台幣一元換舊台幣四萬元，當時的匯率是五元新台幣換一元美金，隨著大陸法幣、金元幣的崩潰，通貨膨脹更無止境。戰前一圓日幣是等於一圓日治時期的台幣，也等於一美元，現在美元一元約等於新台幣三十三元，因此1X40000X33=1300000，現在台灣貨幣對美元的價值比戰前貶值130萬倍，日幣則只貶值120倍其間相差竟有一萬倍。由此可想像戰後台灣的通貨膨脹、經濟崩潰嚴重的程度，再加上當時以後變成為俗語表示錢財全部泡湯的「七洋八溶溶了了」（台語）的地下錢莊「七洋洋行」的惡性倒閉，市民生活的淒慘可想而知，我雖然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小孩，仍然每天感受到大人們生活上的焦慮和緊張。
如前述，我的中學時期在國籍和語言上分為日本和中國兩個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相敵對的時代，並且還經歷一個淒慘的無法接受的二二八事件和接著而來的長期白色恐怖時代。從以為是自己的國家的人民一下子變成過去認為是敵國的國民，又從初期歡欣鼓舞的心情到後來活在失望又籠罩在恐懼中的世界的生活，不過這一種失落的心情應該從最初為歡迎而看到來接收的國民黨政府軍兵的狼狽情況就已經萌生了，只是不願接受當時眼前的事實而已，後來有時候會想像如果或假定當時蔣介石派來的是青年軍的話情形會不會不一樣？不過從以後發生的孫立人事件來看，也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蔣介石也沒有料到戰後四年，自己會兵敗如山崩，會逃到台灣來，在「殺朱拔毛、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到「勿忘在莒」的口號下，最後死在台灣，還要為要不要埋骨在台灣爭論三十年。
我的中學生時代的後三分之二雖然是在這種最混亂不安定的時期渡過，但是我的健忘和我一輩子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以致在腦海中沒有留下什麼特別鮮明的記憶，只記得終戰初期有一位林姓的老先生來教國文，頭一次作文時我就繳了一篇像五言絕句之類的詩吧，他不屑地說沒有平平仄仄沒有押韻，其實對一個剛開始呀呀學華語的學生懂得什麼平仄呢？甚至到現在我還是不懂，押韻倒是懂了，以後我也不再對文言文產生興趣，至今還不懂四書五經是指什麼，只知道是中國的古典書籍，至於文言文只讀過在課本上出現的文章，在初中時所用的好像是開明書局的國文讀本吧，不過華語小說倒因為父親有很多這一方面的藏書，雖在後段禁書時期我仍然有機會接觸，因此雖然剛學華語又是還未成年，閱讀時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內容，但是從最淺白簡單的謝冰心的《寄小讀者》開始，所謂的三十年代的小說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駱駝祥子》、魯迅（周樹人）的《阿Q正傳》、及周作人、蕭乾、茅盾、沈從文、艾青、謝冰心、謝冰瑩、郭沫若等人的小說、詩、劇作以及紅樓夢、水滸傳、浮生六記、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等等，不管懂不懂都在兩、三年之間，囫圇吞棗看過一遍。之後，在高中國文課要繳作文時，因為不必押韻或平仄，我就每一次都繳自認為是新詩的白話詩算數，反正老師也看不懂詩，也就隨便打個分數就過去了（可能那時的國文老師，讀得懂中文的話就算國文老師）。自從進大學後一直到最近兩年，除了十年前剛開始建立自己網站時，大概是心血來潮吧，想寫一點像回憶錄般的東西而寫下本文的第一、二章後就停筆外，因為我的個性是屬於做什麼事就完全投入型的，全部心力都放在自己專業的醫學領域，除了醫學有關的文章外就不曾寫過華語文章。哦！錯了！，我記起來了，我不能說謊，在大概是高二的時候吧，我曾經在國語日報的國語副刊上寫了一篇以『國語』為題的文章，似乎是解釋什麼叫做『國語』，是父親給我指導的寫作。現在找不到原文。後來有一次住家遭回祿，高中時代的作文簿和一些記錄都燒掉成灰燼，什麼都沒有存留下來，現在年老退休了，有了自己的時間很想去回憶暸解自己在年輕時想些什麼，想尋找自己不曾被現實社會污染時期的純情，以及對周遭環境的感情生活及思維等等；那些憧憬和夢想，必然跟後來我在社會習染和磨練的迥然不同，如今年事已老，無從再捕捉，只能嘆息而已。
另外在亂世時還有一點印象的是，高中時期的一位英文老師，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但是還記得同學們以日語叫他為「少爺」，「少爺（坊っちやん）」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名小說家夏目漱石（1867-1916）的名作《少爺（坊っちやん）》中的主角，是一位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年輕老師一出校門就到日本鄉下四國松山一所中學任教的故事，這位英文老師的一舉一動很像故事裡面的主角吧，同學們就給他起了這個綽號， 他常常在教課中間教我們當時流行的，我猜大概是共產黨罵國民黨人的歌曲吧，我已不記得全文，現在突然想起其中的一段，好像是「…半夜三更裡啊，老虎闖進了門哪，我問牠來幹什麼啊，牠說保護小綿羊啊，牠說保護小綿羊啊，清早走進城啊，看見狗咬人哪，只許他們汪汪叫啊，不許人哪，用嘴來講話，來講話，…」，人的記憶是很奇怪的，我已到老人失智症（阿茲海默症，日本已經改稱『認知症』）的年齡了（77歲），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也已有常想不起人名或剛才想要做什麼事的症候，卻還能記起這個六十年前所聽到但之後從沒有想過的部分歌詞，還有當時流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也是在這個時候學到的。
《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原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在中日戰爭中，這首歌十分風行。我已忘記什麼時候這些歌曲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掉了，也忘記少爺老師什麼時候走掉（跑掉、被抓？，現在回想他可能是所謂共產黨的潛伏份子或同路人），也許，不，一定有記憶好的同學還記得，他們可以補一補我這個記憶中的缺口，補全我和時代的記憶。《義勇軍進行曲》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暫定為國歌，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田漢的歌詞被禁用，於1978年以集體填詞的歌詞取代，但至1982年又回復田漢歌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做為國歌，後至2004年才正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寫入（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條文。連一首國歌都要隨時代的認知在轉變，何況社會上其他的事情呢？希望一個人不要太執著於自己的主張，我時常感受到『退後一步，海闊天空』的無窮意義。
如前述，我晚了一年入中學，其實這又可能是改變了我的人生的一個命運。怎麼說呢？因為在二二八事件後，我的前一屆同學中有多人被抓，有些人永遠不知去向。大部分人在年輕時總是因滿腔熱情，難免處事不顧前後，如果我沒有晚一年，我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這樣，哪有可能現在在這裡隨興隨興漫無秩序的回想。
這裡我又想起一件事，記得在高三第一學期，那時候學校規定每週要繳週記一篇和小楷一張，在開學的第一週我就沒有繳週記而在週記簿上寫了不寫週記的理由，第一，那時候大學少，考大學競爭得很激烈（還沒有聯考），每一位高中的老師都以學生的升學考試做為教學的主軸，成功中學的老師卻說讀書不是為了考大學，不讓我們為考取大學做準備，我在週記上反駁說那是唱高調，考得上大學和考不上大學對於一個人的將來影響很大，那時全省的高中生都在拼考大學，如果不加倍努力的話一定考不上，所以哪有時間寫小楷和週記，又說寫週記要老老實實地把一週內所發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寫出來才有意義，但是這是有關私事和感情的問題，一般人不免有許多私密、隱私不願公開讓大家知道，要寫謊話那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我也做不到。當時的級任導師是一位老實人，是體育教師，他不敢處理像我這樣一個叛逆型的學生的作為，就把我的週記本交給了學校當局。那時的校長是左潞生先生，大概是過了幾天吧，我就被傳喚到訓導處報到，記憶沒有錯的話當時的訓導主任應該是吳紹璲先生？，他之後好像榮陞省新聞處處長，而在陪陸運濤從台中飛回台北途中在三義鄉上空的空難事件墜機而過世。因為那是在台灣發生的第一件民航機空難事件又有許多大人物罹難，當時算是喧騰一時的大事件。（最近幾年有關當時的真相逐漸呈現出來，判斷是謀殺事件）訓導主任看到我時好像錯愕了一下，然後接著對我說：「你看起來年紀不小，怎麼做出這樣的事情？」，說完也沒有再加責備，叫我以後不要再這樣就讓我回去。我在前文已說過，我的長相不管是在兒童同時期或是長大以後看來總是比實際的年齡要多幾歲甚至十歲，不過初出茅廬開始當醫師時，因為這老成的長相倒也佔了不少便宜，儼然一派大醫師的模樣。之後，我繼續拒繳每週的週記和小楷，導師也無可奈何，不再追究。第二學期開學時導師發放第一學期的成績單，我的成績是全班第一名（只有那一學期），導師更無話可說，我則厚著臉皮照樣不寫週記，導師也不再說什麼，我也平平安安畢業了，也考上了台大醫科。
當時考取台灣大學的醫科（醫預科）是一般考生的第一志願，每年只取七十個名額，第七十一名以後的考生如果分數達到錄取標準的話，就在台灣大學的其他科系做選擇，所以考生就只為0.01分之差第七十名者進入醫科而第七十一名則進入獸醫系，那時台大還沒有藥學系，如果有的話可能會選擇藥學系。果不其然，那一年成功高中畢業生考入台大醫科的就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成績也不怎麼好從最後一名倒算過來比較快，然而省立台南一中畢業生則有十七位，佔醫預科全班的約四分之一人數，明顯是受惠於他們學校老師重視升學考試教育的效果。
教育、學習是否為升學或學歷的工具，學生要不要為升學而做準備，六十年後的今日，還是沒有定論，而我則已經從醫界退休下來也有十四年了，這時在寫回憶錄。近來教育改革叫叫嚷嚷已經十多年了，什麼建構性數學…，效果爭議紛紛，一個人不要稍微帶些光環，就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崇高無比，什麼事非他不可，大家應該知道每一個人都是滄海一粟而已，看看圖書館裡的那麼多藏書，網際網路中那麼多訊息，每一個人都該明白知識學問的博大浩瀚，個人的渺小。
不過我進入大學的那個時代能夠考取大專是少數，現在百分之九十之高中畢業生都能有大專學校可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數已超過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人數，全國研究所的數目已超過兩千五百所，博士、碩士滿街走－「恰若蚼蟻」（台語），求職都要碩士以上學歷，我很懷疑這些職位真的需要這些文憑學歷嗎？公家機構職位要比文憑學歷，私人機構的職位也要比文憑學歷，真的這些職位都要這些學歷嗎？我們有沒有浪費社會的資源，我們有沒有浪費有限的生命？有多少人在社會上謀生的工作的性質是跟你在學時所學是相同的？我們有沒有學以致用，一個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有必要花一生的三分之一時間在無意義的文憑學歷上嗎？請大家不要誤會，我所指的跟終身學習的意義是不同的，這樣浪費有限的生命在無意義的事情上，人生的意義何在？公家、私人的人事單位有沒有考慮過文憑學歷萬能的思考正確與否？鄰國日本的大專院校已經為了過多的大專院校招不到學生開始合併或關閉，台灣恐怕也為期不遠了。
中學時期的最後兩年，當然是忙於準備升學，當時還沒有聯考制度，各大專學校各自招生，台灣大學是當時升學生的第一志願，其中醫科又是第一志願中的第一志願，當然也有以工學院和法學院為第一志願的。考生要先考上學校的最低錄取標準，然後依照分數的高低依序分發到第一志願，第一志願名額滿額時就要選取第二志願。所以有很多以第一志願為醫科的考生因超過錄取名額所以只好改選讀工學院、農學院或理學院的科系。那時候醫科最初兩年是叫做醫預科是屬於理學院。
我準備升學考試時數學、物理、英文的參考書籍因為還沒有華文的參考書，所以都使用日文的參考書。我要考醫科還有一段曲折，本來我是想要考文學院的科系，年輕人較憧憬理想充滿熱情是事實，當然我也不能例外，所以起初決定要報考文學院，但是走過研究人文科學的父親和一般家庭主婦的母親知道人文科學的路不好走，所以一直不認同我的想法，要我考當時大家認為最容易討生活的醫科，我由於帶母親看病時看到醫生對病人的態度而對醫生有反感，不想考醫科，最後跟父母妥協的結果決定考工科。當時要考大學時需要保證人，父親就叫我拿保證書找父親的朋友當時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的杜聰明博士並請他做保證人，沒有想到杜院長力勸我考醫學院，在長輩的盛情難卻之下我終於屈服，報考醫學院結果低空考取，就這樣子決定了我一生沒有生涯規畫又隨波逐流的醫學生涯。
因此從下一章開始才是我這本回憶錄《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的真正開始。
有人問過我如果我當時選的是文科的話，現在不知道會是怎樣？我自己想，我既不是屬於天才型的，也不是浪漫型的，只不過是要靠辛苦努力的秀才型，又不會與世人相爭，秉性又不喜攀龍附鳳，結果必然是一事無成，能夠餬口就算幸運。 （Feb. 16, 2007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