瞈望 (Shingo):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6）大學時代

（六）大學時代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1950年終於考上了台灣大學醫學院，是醫學院改制為七年制的第二年，終戰後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改為台灣大學醫學院後，起初為四年制、接著又改為五年制，也有讀六年的一班，自1949年改制為七年制後一直至今。當時醫學院的一、二年級叫做醫預科是屬於理學院，在羅斯福路校本部上課，要到三年級以後才到仁愛路的醫學院上課。雖然考試的成績不怎麼好，能夠擠入前七十名以內進入醫學院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因為在第七十名以後還有更多的人雖然考過入學及格分數，但是醫學院只取七十名定額，所以第七十一名以後的考生只好改選台大的其他學院、系就學，其中有些矢志想要讀醫學院的人，或者第二年考轉系或者重考才進入醫學院。
我雖然違背自己的初衷沒有考報文學院，但是總能順著父親的期望考入醫學院，父親很高興，我記得父親一大早就從潮州街口的宿舍跑到羅斯福路校本部看大門口外面公佈欄上的錄取名單，看到我名字時的高興模樣。但這也是我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的開始，也是父親靠微薄的教員薪水生活中讓我比別的學院多讀三年的辛苦的開始，尤其父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真正的學者，只知為了學問而學問，除了做學問研究外一般社會生活習慣都不知道的一個人，其辛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結果我違背了父母當初的期待，他們要我將來做一個有豐富收入的醫生，我卻跟父親一樣，一輩子靠薪水過日子，這一點沒有達成父母的願望。
高中畢業時我還沒有什麼特別的規畫將來要做什麼，這也許是因為我沒什麼天生特別的才能，如音樂、繪畫等藝術天分細胞，只是有一般年輕人的熱情和浪漫的天真想法，想讀文學院的意願而已。其實現在回想，我也沒有什麼文學方面的才分，我是什麼都可以學或做的通才而已，只不過我有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努力認真投入的毅力，但生性單純不會在複雜的社會上為名利跟人一爭長短，所以無論做任何職業只能做出要非常用功才能獲得成果的秀才型通才而已。如果當時我讀工科也可能有一般程度的成就。所以現在常聽到在中學甚至小學時，就要有什麼生涯規畫，我簡直無法了解，到了醫學院畢業時，我還不知道將來要過怎樣的醫生生涯，只是知道自己沒有手藝的天分，不適合做外科系醫師，但我喜歡思考，所以選需要多思考的內科系醫師，也只是單純地想跟一般的醫師一樣，在大醫院服務幾年後要出去做開業醫師，過一輩子一般醫師要走的路而已。現在我也快走完了我這無規畫隨波逐流的的一生，聽到有人說六歲就發誓要當總統，我真的無法想像，平常五、六歲的小孩往往看到任何車輛、行人都要聽交通警察的指揮，都說將來要當指揮交通的警察，這才是正常小孩子的反應。現在流行的生涯規畫人生，我想不適合於像我這樣大多數的平凡人，請各位不要生氣，應該是有得天獨厚的天才才有資格來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大多數的凡人不必太認真去規畫才不會因期望過高而失望，以致氣餒失志。
也許很多人會不認同我這種消極的想法，但事實是如此，至少我七十多年的人生的個人感受是如此，雖然我的一生現在還沒有劃下句點，不能蓋棺論定個人的想法，但是退休後十多年來才有時間掃描讀看（因為不可能再有四、五十年的時間來詳讀，只好如此）專業以外的人文書籍，才有一點點皮毛的認識，注意到人性的弱點──表裡不一，注意到現實的社會現象、政治家的言行，不，應該說是政客們，說客氣中性一點是政治人物，因為至少至今我還沒有看出有任何一個能真正被稱為「政治家」的人物。現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很多起初似有令人佩服、景仰的言行，本來有可能成為俗世所謂的國父級或思想家的人物，近來個個晚節不保？這些人物初期的言行，只能證明是為後來的真正目的而做的障眼法，或是中途對塵世的名利的沈迷、動搖，後來個個狐狸尾巴露餡，讓眾人有受騙的感受，令人氣憤又氣餒。這不只是政治人物而已，所謂的學者也多半不能堅持到底，藉著學術上狹隘的成就光環，享盡塵世的榮名、奉承，也自以為學冠群倫，自鳴得意，但仍藏不住一味追求名利的本質。
話說大學時代只靠父親的菲薄教員薪水過活，生活的辛苦是可想像的，由一件烙印腦裡的記憶可知當時困苦的情況。讀醫科的同學，家境大多數是富裕的，醫生世家、富商、富農、家有恆產…的子弟。醫預科在校本部上課時我用的是父親用過的日英辭典，有一天不知怎地把它掉落在校園裡，還好被一位跟父親同一單位工作的小姐撿到，因為上面有父親的印章那一位小姐就拿給父親。問題是出在辭典的內頁上我塗鴉了一些哀嘆貧苦人家生活的辭句，父親看到了當然不高興，結果被訓了一頓，由此可知當時我的境是很辛苦的。我還記得當時也借用這位小姐的英文打字機學習過英文打字，但五十多年來一直想不起來這一位小姐的芳名。去年有一個機會跟從波斯頓回來的前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兼文學院圖書館學系主任、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副館長賴永祥教授一起用餐，閒談中我突然想起賴教授在那個時期也在台大圖書館任職也就談起這件事，請問他對這一位小姐有沒有記憶，賴教授立刻就用日語說是「陳瑳瑳小姐」，是的沒有錯，是這個名字，還知道陳小姐後來嫁給台南名人黃天橫先生。陳女士大我四、五歲吧，之後我打電話聯繫，拜訪黃先生夫婦，受到殷勤的招待，不過關於辭典的小事她已不記得了，但這一件事於我而言是人生過程中一件不能忘記的插曲，深深地銘記在我的腦裡的大事。
因父親跟杜聰明醫學院院長認識，得知有板橋林家有林公熊徵學田獎學金可以申請獎學金也試著去申請，還好資格夠（學校成績），獲得了連續兩年的獎學金，記得好像過了三十多年（十多年前）突然收到基金會以往接受獎學金學生的名簿，看到好友周烒明君和幾位同學也列名受獎人之一，也看到了當時的政府要員、大企業家等社會名士多人赫然名列其中，不覺想到為什麼這些社會上成功的人，何不也捐出他們財富的一小小部分做為回饋社會作育英才之用，我是小人物，也許他們已經做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因此試著上網尋找才知道「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獎學金」居然還繼續存在著，並於2006年度也頒發了第56屆獎學金給50名各大學的學生，每名新台幣十萬元，除了獎學金外基金會五十多年來也捐助了不少各種文化事業。
當時我家住在台北市潮州街的巷子裡，是台大的宿舍，是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日本房子。四周有紅磚牆壁圍繞著，還有三、四十坪的庭院，院子裡有六、七棵大榕樹，樹枝過於茂盛怕颱風來時吹倒壓到房屋，所以我每年都要砍下一些樹枝下來讓樹枝疏鬆一些，這些樹枝等曬乾後擘開成細片當生火木柴用。紅牆壁和周圍水溝間有大約二十公分的空間的土壤，就在這土壤上種植一些空心菜等做為日常的菜肴。當時潮州街三巷在金華街口那一端有一處法學院的學生宿舍，宿舍對面有一塊空地，附近的人在這空地上種一些青菜做為日常食用，母親是一位勤勞的家庭主婦，所以也在這空地佔用一部份地來種菜，每天都需要給菜澆水，這也是我的工作，每每我也需要幫母親從廁所的舀肥口舀出大肥放在肥桶裡，跟母親一人一邊兩個人合力挑大肥到菜圃施肥，偏偏菜圃是在學生宿舍前面，每每碰到同年紀的同學覺得很尷尬，好沒有面子，但母親都在做當然我不能不幫忙，當時的心情不知如何來形容。這宿舍也在鄰近宿舍接二連三的火災，而於1989年年底燒掉，關於這場火災的起因當時雖然議論紛紛，最後還是不了了之。我們也接到匿名書信說是某反對當時政府人士之作為，有名有姓，也許是栽贓，但我們也無從查悉，為免惹麻煩把匿名信也燒掉了，末了只有自認倒楣，該地現已由大學改建成樓房。
前面已提及，1950年從成功中學考上台大醫學院的只有我一個人，周圍沒有一個熟人，所以起初很不適應，台南一中有十五、六個人同時考取，佔全班約四分之一的人數，周圍隨處都是老同學，談笑自如，讓孤單一個人的我羨煞不已，心中不免感到寂寞。人類是群居動物，孤單沒人交談是何等的苦悶，所以監獄裡對重犯或政治犯（良心犯）單獨關在隔離監是有其道理的，這跟大飯店的高級套房的短時間不受干擾是完全意義不同的。
醫預科的上課除了英文課（和國文課？）是全校學生都依入學考試時的成績分班上課外，其他的課都是必修課所以全班都在一起。因為成功中學畢業生只有我一個人，因地緣關係我自然而然地首先就跟台北市的中學（建國中學，好像沒有和平中學）出身的同學接觸。不久我結識了畢生知友周烒明君和楊省三君，兩位都是建中高材生，因為個性較相近吧，我們也就常在一起，不過兩位都有音樂和藝術的天分，我卻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質，但是這並無礙我們彼此的交情。楊君常帶我去聽在教室舉行的古典音樂唱片的欣賞會，但是因我沒有這方面的興趣，所以去的次數也自然慢慢減少。我們常騎著腳踏車在現在的羅斯福路一段、愛國東路、愛國西路、小南門的路上閒跑，當時這些路段車子少，是很好的溜腳踏車的地方，因為我騎的是沒有內胎的硬胎腳踏車，騎久了屁股會痛也不能騎太久。因為他們倆位的關係吧，跟另外幾位建中的畢業生也漸漸熟識起來，歐陽瑞徵、林瑞祥、郭正修君等。其中歐陽瑞徵君是體操能手，他親切地教我怎麼做雙桿運動，我生性膽小怕在雙桿上擺動旋轉所以只學上下屈伸運動，不過這樣久而久之也練成了胸肌和雙臂的肌肉，矮瘦的我看起來也有些強壯的模樣。歐陽君畢業後就留學美國在神經科方面卓有成就，幾個月前回國時才第一次再見面，四十六、七年不見，他還記得我。
其實，與周烒明君的初識是在有一課堂後我沒有做筆記，正想不知要跟誰借筆記的時候，周君自動借給我他的筆記，從此我們之間就開始有交往，周君不但文質彬彬，也多才多藝，長得也很帥，為人樂善好助，因此很得人緣，也住在學生宿舍，要好的朋友也很多，可以用「大眾情人」來形容。反過來，我是一個矮冬瓜，學生時代又是瘦巴巴地，體重只有四十六公斤上下，現在自四十歲起保持六十五公斤上下，所以當時長得一臉臭老相，看起來很不起眼，真的有人形容我像一隻瘦狼，個性不善擅交際，缺乏才藝（一點藝術、音樂的細胞都沒有），又是家無恆產的薪水階級子弟，且是少數的通學生之一，長處呢只不過是喜歡自己看看書而已，因此朋友也就不多，所以結論是我是周君的許多好友之一，對我而言周君卻是我很少數的好友之一。因喜歡看書常逛牯嶺街的舊書店也就跟同樣喜歡逛舊書店的幾位熟面孔相識，但因所學領域的不同並沒有成為好友，只是彼此知道對方而已。
周君出身望族，父親是日本時代做到日本中央政府鐵道省的官房長官（高等文官二等三級俸）等於現在交通部的主任秘書的職位，台灣人在日治時期能位居這樣高官的，除了杜聰明博士因為做到大學正教授所以官拜高等文官一等外沒有幾位，恐怕是排第二、三名吧，因做日本家庭的養子改姓日本姓氏「小出耀星」，以備將來升任敕任官，終戰後回復本姓周耀星（寫這文時獲得周君的證實）。周君在終戰後第二年（1946）才從東京回到台灣進入建國中學，所以日文基礎比我好很多，日文的書籍也涉獵廣泛，當時把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日文）介紹並借給我的也是他，可見他當時已深入涉獵涉入哲學書籍，我則在高中時期除了課本及為考大學的參考書外，讀的最多的是中國三十年代的小說和戰前的日文大眾小說和現代文學小說，自誇一點可以說是全部都讀過，但是哲學方面的書則很少涉獵，文學評論方面的書只讀過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而已，倒是讀完當時的大本威爾斯氏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5) 的世界文化史的日譯本（中譯本可能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世界史綱》，我沒有讀過）。
原來在日治時期台北市的公立中學有台北州立第一中學和第二中學兩所，分別叫做一中和二中，戰爭末期又增加了第三中學，日本人大多讀第一中學但也有少數台灣人，台灣人大多讀第二中學但也有少數日本人學生，因此一中一般認為是日本人學校，二中是台灣人學校，終戰後二中極力爭取改名為一中（台南一中和二中也有同樣情況），但政府最後決定一中改名建國中學，二中改名為成功中學，三中則改名為和平中學後又改為師大附中。終戰初期從島外（如日本、中國、滿州）回來的學生多進入建國中學，周君從日本回來所以讀建國中學。女生則設有台北州立第一、二、三高等女學校，第一和第二是專收日人子弟，第三高等女子中學則專收台灣人子弟，所以戰前的台灣女生多畢業自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終戰後初期廢掉二高女（校址即現在的立法院），三高女改名二高女，台灣人子弟多繼續讀二高女，不過簡稱二女中，以後改制時變成中山女中。
周君畢業服完兵役後在1959年就到美國留學。原來周君有相戀已八年多的女友已先到美國在那邊等他，是醫學院比我們高一班的吳秀惠醫師，吳醫師因為是女生不必服兵役所以在1958年就出國留學，就讀威斯康辛大學並住威州首府麥迪遜城 (Madison)，因此周君出國就到麥城與吳君相聚而成婚。他們在讀高中時就已相識並互相傾慕，吳醫師讀北二女中，周君讀建中，說是在一次學校畢業旅行中在阿里山認識的。周君第一年考上師大藝術系，因父命第二年重考考上台大醫學院醫科因此跟我同樣慢了一年進大學，我是因為從日本回來時多讀了小學高等科一年，因此我們兩個都比同班同學大一歲，1930年出生。周君去國一待三十多年，熱愛故鄉台灣的周君因目睹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和當時腐敗的國民政府作為，到北美後即發生國家認同的危機感，加入台灣獨立運動，在當時的政情下就此成為黑名單人物，為了顧慮不要使在台灣的我惹上麻煩不敢跟我通信，我也從跟周君一樣赴美留學的楊省三君的聯繫中偶而得知道一點周君的消息而已，楊君因沒有從事政治活動較為自由的空間。
周君夫妻兩位醫師在Wisconsin結婚後積極參與台獨運動，1963年在威斯康辛大學成立「威大台灣同鄉會」 (UW Formosan Student Club) 開始宣傳台灣獨立的主張，接著於1964年又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 (FASG)，1966年「台灣問題研究會」與「台灣獨立聯盟」合併，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UFAI) 周君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81年周烒明轉職至克利夫蘭城Cleveland Clinic醫療中心擔任神經病理科主任，於1984年組成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並擔任第一屆會長。周烒明夫婦在美國台灣人社團，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此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無法返台。周夫人吳秀惠醫師則除了一直幫周君外同時積極參與台灣同鄉會及社團的活動，也擔任過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第二屆會長 (1990) ，出任過公論報的發行人。周醫師在醫學方面的成就是眾所周知的一位國際知名的神經病理學家，學術活動遍及美國、日本、澳洲、新加坡、沙地阿拉伯等國家，也榮任過美國神經病理學會副會長，由世界各國來受教的桃李滿天下，只因為黑名單無法返台貢獻其成就，台美基金會於頒與1993年頒給他科技工程獎。有關周君夫妻兩位醫師的美麗的愛情以及愛鄉故事已有名作家林雙不氏寫成名作故事出版，我不在此贅述，只引述介紹該書的一小段如下：『林雙不以文學創作筆法，將這一群默默奉獻於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小人物故事，寫成了「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小說，透過這些安安靜靜台灣人的一生故事，呈現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種種。一九四九年五月初（著者註：建國中學和台北二女中的畢業旅行），朵朵白雲在群山綠樹之間舒緩伸展的一個晴天午後，周烒明、吳秀惠在阿里山初遇……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個陽光亮麗的晴朗午後，周烒明坐在美國波特蘭的二樓居所窗前畫畫，燦爛的視野遠處，朵朵白雲在群山綠樹之間舒緩伸展──周烒明出聲驚呼叫來吳秀惠，指著窗外：這是四十年前他倆相遇的風景。於是，他們把這座山稱作「阿里山」。台灣人生活圈的許多同鄉都知道美國有一座阿里山，在波特蘭，在奧立岡，在北美洲，在周烒明和吳秀惠的內心深處。』
周君於1990年第二度返台，自己當召集人，聯合NATPA和NATMA二社團於馬偕醫院開聯合醫學研討會，當時我任職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還沒有退休，專程到場聆聽，周君看到我非常高興。之後到台大訪問幾位老師，我在台大醫學院圖書室等待時，稍微離開半小時忘記把小皮包帶走，放在圖書館的座位上，等想起回來時找尋時已不見縱影，問了圖書館的職員也無結果，裡面有我名片和兩三千塊，最覺得可惜的是我渴望了很久好不容易才剛買到的德國Leika廠牌傻瓜照相機也在裡面，當時數位相機尚未出現前，對我來說是相當名貴的照相機，所以心裡非常捨不得，因為裡面還有我的名片以為過幾天後會有消息，沒有想到就這樣永遠沒有再回來，堂堂醫學院的學生？雖然不一定是他們撿到，因為醫學院圖書館出入的人主要是學生，閒人難得有機會進入，讓我失望當時的學生的道德已敗壞到這般地步。
周君生來瀟灑，一副男明星臉，沒有想到三十年不見仍然還保存著印象中的原貌，1990年到我家來坐時，夫人吳醫師就說，當她跟著周君帶三個男孩走路時看到的人都會問她是否有四個男孩，當時吳醫師已滿頭銀髮但是周君還是滿頭烏溜溜的頭髮（這在慈濟大學賴其萬教授的敘述周君的文章（1996）《以自身疾病教學的學長－周烒明教授》中的一段也可佐證，他寫道：「記得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看來比他的年齡年輕了幾十歲，…」），還不只如此，視力也很好，離沙發椅有五、六公尺遠的書櫃的書的標題都還看得到念得出來，沒有想到幾年後就聽他說罹患巴金森氏病，兩手顫抖不已，最喜歡且拿手的小提琴的演奏都發生問題，起初他也跟常人一樣陷入鬱悶、絕望的幽谷，不久他告訴我正在改學大提琴。1997年當我有遊美之機會造訪他在舊金山的研究所 (Forbes Norris ALS Research Center) 時，他的腳步沈重，跟我說走上坡路有些困難，不過到他家後他還拉大提琴給我聽。得病後沒幾年，他豁然想通了，不再過陰鬱、苦悶、沮喪的日子，而且把自己的病情公開出來，夫人吳醫師成立了「台美人巴金森病互助會」兩人夫妻檔在加州各地旅行演講，鼓勵協助患有巴金森病的病人和家屬如何面對疾病，也多次回台灣跟台灣的醫學生講解他的本行神經病理學和如何面對醫師自己患病時的因應態度，毫不氣餒。最近我常跟他通電話，精神很好，說正投入石雕工作，不過我儘量避免跟他長談，怕影響他的體力。周君不但醫學有專精，對美術、音樂有優異天賦、造詣，還有對文學的素養也很深，日文更是他的母語，讀他在2005年為紀念日本東京拓殖大學創辦百週年發行的《台灣論》第五卷用日文所寫的序文『台灣醫學的近代化與拓殖大學的創立』一文就可知其功力造詣之深（我已把其華譯譯文放在網路上）。關於周君的更詳細的一切，在網路上可以找到一大堆，我也把這些收錄集在一處（周烒明教授報導專輯http://olddoc.tmu.edu.tw/literature/meibo.htm）以便大家容易尋找，只是有些已從網路上被刪掉而連結不上。
不過諷刺的是造化之神常跟人類過意不去，要他們跟自己所擅的直接面對挑戰，周君的專精是神經學，他就得面對神經系的疾病，楊君的專業是心臟病，他去年就需跟自己的心臟病對決接受心臟手術，我所學是肝臟病，我就必須處理自己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和膽結石。還有其他不少同學有同樣的經驗，因為事關隱私不繼續談下去。
楊省三君退役後在台大醫院一起服務一年，1960年也到美國，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後一直在新澤西州有名的心臟專科醫院 (Deborah Heart and Lung Center) 當心臟病專家，一直服務至今年才退休，期間除發表論文外也有出版心臟病方面的專業書籍。楊君留美後跟我時有聯繫，今年四月間回台時跟我談到也許不久會回台灣過退休生活。楊君有很敏銳的耳朵，就是對音樂特別敏銳，對於古典音樂的欣賞功力高強，我則如前述毫無音樂細胞，因此在這方面我就不能與他共享，但他為人善良，個性沈默寡言，跟我很合得來，所以也成為好朋友，我記得有一次他在工作時受到上級醫師的無理刁難，我為他的委屈跟上級醫師理論，之後我也成為這位上級醫師眼中的叛逆後輩。
於1977年我在省立醫院服務時，衛生署派我到美國接受三個月的職業病的在職訓練，每一星期換一個地方，跑遍美國各地七、八個城市，因為是我的第一次出國，雖然出國前在語言中心接受密集訓練兩個半月，英語會話能力還是很差，我講的人家聽不懂，外國人講的英語我聽不懂，每一個地方美國方面都有派國人接機照顧，心裡還是很不自在，首站到華盛頓特區接受職前講習一星期，沒有旅行過的我頗不習慣這一種生活，連續一星期都不能入睡，每晚只泡在浴缸裡，楊君在New Jersey服務，路途遙遠不能來，但他交代他就近在巴爾地摩 (Baltimore) 的弟弟每天來照顧我，雖說是就近，單程也要一個小時，這一種友情很難得，我至今仍然感激不盡。我本人不擅交際也無過人天資，所以朋友也不多，但我相信不只是我，任何一個人一生能遇到的知音也是屈指可數。尤其是大學時代的同學，最有可能成為你將來在人生道路上發展的競爭對手，所以我常告訴年輕學生要好的同學將來不要走同一道路，還有雖然是好朋友將來結婚的對象不一定跟他一樣就能相處融洽，另外在漫長的人生路上主動和被動的環境變數很多，思維也會有所改變，如周君我沒有想到三十年中為故鄉為社會做了那麼多艱難的工作，三十年的環境變化可能影響其思維個性，他對台灣做付出了那麼多心血，我則在台灣生活，表面看來似乎跟他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實我在需要面對現實謀生活的環境中，只能將真情藏在心中深處，所以三十年後我們重逢時雖然他沒有說出來，我稍微感受到他對我擔任政府機關首長有所疑慮。其實雖然擔任政府機關首長多年，也曾被要求過加入國民黨作為更上一層樓的基磐，但都被我拒絕，跟一般社會上的認知有些差異；但之後又十多年過來，我已感受到他已恢復對我的信心，才沒有幾天前在電話中我直接了當地問他，是否當時有這一種感覺，他也沒有否認。所以我要說一生中知音的朋友不會超過五個，當然要好的朋友依你的個性有些人會很多，但患難時會幫忙的朋友應該不會太多。這是人性的弱點、社會的現實，你只好接受。同樣懷著愛鄉情懷，想想周君和我為什麼在人生旅程中有這樣的不同經驗，周君個性直爽，敢於表達，能見義勇為，把理想主動化為行動，不為強權所壓制而直接起而抗之；我則只能悶在心中，只能做消極的不合作，只有在被動的場合才能發揮為正義而固執己見的行動，不敢主動起而抗之，也許是當時的家庭環境不允許我有離開家鄉的念頭，以致有今天的情境，有時候回想，如果當年我也出國的話，可能是另一種人生的演出吧。
大學生活中我們也一起享受過年輕人的快樂，在醫預科時代我記得有幾個星期被帶到北投的衛勤學校集訓，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學院科系的女生，男生看到漂亮的女生理所當然會起騷動，其中有一位漂亮的女生成為男生們談論的焦點，用現代的語言說，帥哥又瀟灑的周君也不例外，我問他記不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他說記得還問我他有沒有寫情書給她，我說沒有，我當時不知道他心中已有所屬的人，那一位成為男生們談論的佳人就是讀中文系後來翻譯日本古代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伊勢物語》的大名鼎鼎的林文月教授。青春時代的熱情彷彿猶在眼前，但我們都已是七十五、六歲的夕陽老人，也已有不少人西歸道山了。
我因為家在台北沒有住在學生宿舍也就跟同學們的課外接觸較少，只有最後一年，第七年，因為當實習醫師一定要住在宿舍才有跟大家一起過團體生活的經驗。六個人同一室，除了周君和楊君外還有林瑞祥、黃英文和張添榮君。黃英文君很外向，活動也較頻繁，常邀大家到空軍新生社跳舞，我也去過兩三次，笨手笨腳膽小的我始終學不會跳舞，自然慢慢就脫隊了。可惜懂得享受快樂黃金年華的黃君卻英年就過逝於加拿大之地，張君回家鄉開業。林君也是戰後從中國北京回來的，講得一口京片子，不過他在畢業後四十年的回憶錄上自稱是終戰後才開始學北京話，我想是真的，因為戰前在滿州和中國的台灣人是日本人，所以他們日常用語是日本話，林君的日語也是高檔不輸給真正的日本人，林君人看起來很和善，溫文爾雅，實際亦是如此，留學美國、加拿大因研究糖尿病，於胰島素生化合成方面獲國際學術界的肯定而名噪一時，林君於1976年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成立時獲聘為教授回國，於1991年擔任所長至1997年退休，退休後服務於耕莘醫院，又專心於輔仁大學醫學院的籌備並完成任務。他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林君的尊翁是名醫林茂生先生，與二二八的犧牲者文學博士林茂生同姓同名，有一段時期當過台北市立仁愛醫院的院長，我偶而也到林君家找林君閒聊，所以林院長對我也有些印象，當我被服務五年多的馬偕醫院炒魷魚時，林院長有意要我到仁愛醫院服務，但卻因有人不服而沒有實現，這是我常說大學時期的好友不要走同樣道路的一個見證。
實習醫師的生活是夠忙的，我大概是相當認真吧，上級醫師形容我像一個陀螺。我在宿舍生活中得了一個獎品，一輩子跟我在一起不離，就是香港腳，現在稍不注意就會死灰復燃。
五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晚上突然拉肚子，來不及到廁所在榻榻米上留下很多拉下來的屎一直拖連到廁所，電燈一開才看到原來都是黑色帶鮮紅的血液，才知道是腸胃出血，醫學上鮮血便應該是下腸胃道的出血，上腸胃道出血平常是黑色的，但確實是十二指腸潰瘍的出血，因為出血量過多一下子很快通過腸道就拉出來，沒有來得及變黑色，所以造成初期診斷的困擾，當時還沒有內視鏡的發明，不能做緊急內視鏡檢查，要等到止血後才做上胃腸道的鋇劑對照X光檢查，還好，到醫院打了止血針後，止血劑有無效果是一回事，沒有再繼續大量出血，當時對腸胃道出血的常規治療方針是等出血停止後開始吃流動飲食，流動飲食從一號飲食開始，過兩三天後才改為第二號流動飲食，慢慢地改為軟飲食，前後要經過三、四個星期才回復到正常的飲食，住院四星期後才去照上腸胃道Ｘ光線攝影（吞鋇劑），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床。現在的飲食治療就不一樣了，只要血止住了就開始吃稀飯，一兩天後就可以吃平常的飲食，出血到醫院後也可以馬上做緊急內視鏡檢查以確定出血病因。不過住院也經驗了一些平常不能經驗的韻事，因為不能起床不能洗頭髮，所以一星期就有一組護士小姐們來給你躺著洗頭髮，醫學生和俏護士，羨煞了許多同學們，躺在床上一個月都沒有下床，四個星期後要到X光科照片檢查時腿部的肌肉因為沒有使用而萎縮，站不穩，結果還得由周君背我到Ｘ光室攝影。關於出血的原因我自己心裡有數，但沒有說出來，那時為了節省零用錢我省去了吃午餐，每到中午就忍著餓肚子在圖書室裡看書，一會兒飢餓感就會過去，就這樣才造成十二指腸潰瘍出血之結果。
另一件跟貧窮有關的是穿?問題，低年級時較沒有問題，但到五、六年級就不一樣了，如果是其他學院的學生早就畢業做社會人了，我們同班同學就有人在四年級時就結婚了，這一種情況也許現在的大學生無法了解去想像，因為現在的大學生的兩性生活同樣也是我們這些老古董無法想像的。話說回來，到了五、六年級大家的穿?就漸漸地社會化了，有的穿起西裝或比較起眼的服裝，我哪裡有錢裁製西裝，還好有父親二十多年前的西裝拿來穿，起初自覺也很得意，但慢慢地有些不自在，有一次母親好不容易買到新布給我添了一件似青年裝的衣服，我也很高興，但那時染料太差吧，不久就褪色了，其實父親也難得添新西裝。不管如何都熬過來了。
後面會提到的外省籍的同學，徐裕芬夫婦，徐君畢業二十多年後告訴我當時她跟林君交往時，林君因一人在台灣，實在太窮了，連三餐都成問題，崔禮君也在台大醫學院醫科第十屆畢業同學2001年紀念冊上提到當時生活拮据的情形。當時有很多外省人隻身在台灣，的確過得很辛苦，他們的背景當然跟現在在檯面上叫囂不已的既得利益者的權貴子弟完全不同，很多人都是因拉伕，被迫離鄉背井，更甚者有很多人是他們的親人朋友，遭當時專制威權政權無辜所殺戮，雖然他們的背景與權貴子弟不同，卻對台灣都有相似的思維，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這些人至世界各地都無法融入當地的文化、社會中，到台灣來已六十年了，在台灣落根了，也仍然不能當一個道地的台灣人，這只能從清末至今一百年來的洗腦式教育背景姑且來解釋，或者可歸因於幾千年來的儒教思想的遺毒。因洗腦式教育而來的潛在的大中國情結在作祟？可能他們自己也不清楚，也不自覺。以已入籍美籍者為例，我疑慮，他們已是美國人了，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當然也是，當有一天美、中交戰時他們不知會怎樣？是否會因潛意識裡的大中國情結而反叛自己的國家，美國，我不願意想像會有這一種悲劇發生。因為他們本質上都是善良的，只是被野心家、獨裁者、極權專制政權以洗腦式教育，教育成無法認知自己是誰。
為了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另外右眼有先天性的白內障，是在我首次使用顯微鏡時發現的，因為在右眼視野中發現有一黑點才知道有白內障，因此畢業後的預備軍官受訓的兵役檢查三年連續被打成丙等，暫免去做預備軍官，但是過了五年後參與開業醫師的軍中服務，官拜中尉軍官（預備軍官是少尉）在軍中服務六個月，其中三個月在金門前線服役，是在八二三炮戰後的事情，剛好碰上隔一天炮擊的時期，每隔一天躲在防空洞一天，另外一天則是到處走動的日子，天天打花式撞球打發時間。
不過為了出血住院也遭到一些麻煩事，住院一個多月沒有上課見習，當時醫學院的上課情形是五、六年級叫做見習醫師，早上八點到九點和下午四點到五點各上課一小時，上午九點到四點是分組到各科病房跟著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照顧病人，七年級叫做實習醫師，住在醫院宿舍裡，工作跟住院醫師同樣只是沒有實際責任而已。因為病假一個月，魏副院長就要我停學一年，另一位副院長邱副院長就允許我在暑假期間補缺席的部分不必停學，我很感謝邱副院長的裁示，不然我又要慢一年才能畢業了。邱副院長笑口常開，看起來很隨便，因此有些人對他有些意見，但是他後來做院長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邱副院長很有人情味，是非分明，在以後的人生路上我還會提到他。
不知怎地，一年級或二年級的有一學期被選為班代表，做了什麼事情已無從記憶，只記得有一次代表大家跟上課老師商量依大家的意願改考試的日期和教室，是微積分的課，老師是項教授人很好，毫無異議，就答應依大家的意思改日期，沒有想到考試的時候大家把桌椅都搬到後面集中在一起，教室的前半部成空空地，老師也沒有說什麼，大家也很自在地互抄考卷，對我來講這是難得的機會，雖然高中的代數、幾何、三角我都考得高分數，因為我向來不喜歡數學，所以微積分的考試我本來就有些擔心，沒有想到變成這樣的場面解決了我的憂慮。三年級以後就在仁愛路醫學院本部上課，臨床課則多在附設醫院的教室上課。附設醫院的教室面臨中山南路，是階梯教室，我本來就不大喜歡聽老師講課，可能也跟我對聲音的辨別力差有關，喜歡自己看書，所以有些老師講課不太吸引的時候我就從教室窗戶看著中山南路來往的人車遐思。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拙於講課的老師學問差，有些老師雖不擅於表達，但學識很好且人格更高尚，樂於指導學生，反而能言善道的老師，知一能講十，可能是很膚淺的且人格又很差，也許可以稱為「教書匠」，所以學生不要單以老師能言善道作為衡量其學問之依據，早在早期傅斯年校長就講過，教授有兩種有些是善於講課，有些是精於做研究或指導研究工作。從學問來講我們應該欣賞雖拙於講課但善於指導研究的老師，當然兩者兼俱最好，但我還要加一句，老師的人格品行也很重要。早期教授是人品學問崇高的代名詞，但是現在教授滿街走，在政壇上媒體上亂叫亂吼，胡言亂語，動手動粗，一點品德都沒有，很多正如其名的「叫獸」，還有人不知害臊，還在公眾場合自稱學者，學者是他人給你的尊稱，哪有自己說自己是學者，應該說自己是從事研究工作者。不過這是老一輩人的標準，依據現代觀的人來說，寫回憶錄的人是在講過去的故事，他們聽不懂，也許真的是如此，他們講的可能是對的，因為他們是活在現代的社會，有其現代的標準依據。依我的標準，血液學的泰斗台灣血液學的創始者已故劉禎輝教授正是這一種最不擅長演講但其學問的廣深、研究之精，人格之崇高，又不慕名利，全心教導學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教授楷模。劉教授曾經有過幾次親自到我家在顯微鏡下解釋各種血球和癌細胞給我這個非親非故的學生聽。所以我當住院醫師的幾年和主治醫師的開始幾年都以學習血液學做為我的主要研究領域，說真的，血液學是所有內科學的最基礎部門，但當時血液病的治病效果還沒有現在這麼好，也是窮病人較多，即使有錢人，患了血液病都要傾家蕩產，因此要以血液學做為專門研究的醫師不多。在跟血液學搏鬥五、六年後，我本人也慢慢轉而專攻消化系學，最後漸漸縮小範圍到研究消化系病中的肝臟病，不過從實習醫師到最後做行政工作的院長以前，含內科主任十多年，二十六年間我從來沒有一天離開過在顯微鏡下看血液抹片的習慣，所有內科的住院病人不管是哪一種病，住院時一定要送一片血液抹片給我看，這成為我每天的例行工作，因此也發現了不少難診斷的疾病，等以後再提。
基礎醫學課中，最重要也最為一般人和醫學生所畏懼的是大體解剖學，每六～八個學生分配一具浸在福馬林的屍體，第一次看到一陣陣衝鼻而來的福馬林味中的屍體時真的有一些恐懼，第二次第三次依順序很仔細地做解體工作來學習了解人體的基本結構，做為學習臨床工作的基礎時就沒有那麼可怕，隨著也對屍體肅然起敬的心自然湧現出來。
醫學院的畢業成績是以六年學科成績加第七年的實習醫師成績除以二計算，我則學科成績平平，但實習成績因為工作認真還不錯，排在前幾名，所以平均下來也不錯，能以第一志願進入內科服務，當時內、外科是大多數畢業生所爭取的科目。
跟其他學院科系不一樣，醫學院是台灣籍學生的大本營，我們入學時一班七十個人中，外省籍的只有七個人，其中男生四位、女生三位，其中一位女生好像二年級就出國了，所以一起畢業的是六位，二女四男，到高年級時有一對香港籍夫婦加入，因為時間較短印象不深。在班上唯二的女生都是外省籍並且兩位女生徐裕芬君和劉麗娜君中的徐君不但高頭大馬，眼睛圓滾滾地很像洋娃娃，所以「洋娃娃」的綽號很快就不脛而走，但也很快地徐君和同為外省籍的男生林本芝君進入親密關係，所以在男生間並沒有起什麼風波。劉君小巧玲瓏，也跟大家很合得來，但誰都沒有料到劉君出國後很快就同高我們幾班又指導我們實習的台灣籍黃錦棠醫師結為連理，猜想在實習期間他們倆就在同學們不知不覺中萌生愛情，互約在紐約相聚。
我們的學號是按照入學報到時的順序排下來，男生林本芝君和鄭書豐君不知怎地恰好排在一起，而我則在鄭君之後，實習時常常是四人一組，因此跟學號在我後面的楊秉文君，我們四人常在同一組，雖然跟外省籍的他們倆人間有些隔閡的感覺，但比起其他人較有接觸。外省籍的六個同學畢業後都很快到美國留學，二十多年後我到美國受訓時在林本芝、徐裕芬夫妻家中過一個晚上時才知道他們當時的心境，他們認為外省人在台大醫院沒有前途，回想起來也不能怪他們，當我們畢業時，台大醫院的臨床科主任除了放射線科外清一色是台灣籍，不只如此連外省籍的醫師也很少。他們兩位都在學術上有成就也是國際知名的大學教授。十幾年前徐君回到台灣來，我帶她到台大參觀回憶從前在學時的日子，她十分高興。2000年我們班上在日本辦了同學會＜日本楓葉溫泉之旅＞，林本芝、徐裕芬夫妻還有施德章同學（外省籍）也遠從美國來參加，十幾對夫妻檔都玩得很高興。徐裕芬起初不習慣穿日本溫泉旅館的日本浴衣大夥兒一起用餐，這是日本溫泉旅館的一般習慣，等內人跟她解釋說日本衣裳是唐代的服裝後他們夫妻才大大方方穿日本浴衣出來參加大家的會餐。此外我跟徐君和劉君在暑假時一起替教授整理日本時代的醫師的病歷資料工作，所以我跟他們四位都很熟。另外一位外省籍的同學是崔禮同學，記憶不錯的話他好像是青年軍退伍，因為他的學號在後面我跟他的接觸較少，因此了解也不多，不過在回憶錄上他寫到很惋惜在加拿大一起工作過的，我上面提起的黃英文同學的英年早逝，由此可知他對同學的情誼之深，在同一篇回憶錄中他也懷念另一位高我們兩班跟他一樣單身來台灣頗有基督心腸的同學任性之君，他於1964年為拯救家鄉福建人的生命，毅然決然拋棄在美國的工作由美國專程趕回福建，崔君深受感動也有意學樣，之後一直杳無音訊。直至1980年代才獲知，任君已於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時代遭到他要拯救的鄉民的批鬥投井自殺，他慶幸沒有步任君的後塵，他最後寫到他希望台灣和大陸都能自制，不要再挑起中國幾十年的內戰，他本人是當年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見證人。
他的真情已充分顯露於他的文章中，每人都因為自身的經驗和洗腦式教育背景而有不同的思維，但只要有善良的心，退一步就是海闊天空，不管他的出身是什麼，可是已住在海外享受民主之利的眾多所謂民主鬥士中很少能找到真正了解民主的人，至今我只看到一位，我不必點出來，只要你是一位真正了解民主的人，你就知道。
崔君對藝術有天賦，在台灣時跟黃君璧習過畫，退休後重拾畫筆也開過個人畫展，也到大陸各地遊山玩水，也泡過日本溫泉。鄭書豐君於前幾年因父親病重回台灣來照顧，我請他到我家來坐，之後也見了幾次面，大家同學七年除了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同學之間會培養出來深厚的情感，並不會有台灣籍或外省籍之分。從他們告訴我的故事我才了解到初期出國的同學們不管是台灣籍或外省籍，不管有沒有參與台灣獨立運動，都同樣面臨到被從美國遞解出境的困境，有的同學則在美國和加拿大兩國之間流浪、躲閃，過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們好像都有類似的故事，而之後都受到美國議員、教授、朋友們的協助才能繼續留在美國的處境，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還要加上被扣押、取消護照、黑名單等壓迫。現在大家都已七十五、六歲了，有的已先走了一步，在天國在等著我們，不管是誰這一條路都要走的。我們已決定今年的十一月要在台灣紀念畢業五十年，周君和楊君都告訴我他們一定要回來參加。另外2001年黃伯驥君和呂鴻基君編印的漂亮精緻的同學錄我當年就把它全部上網，還有兩次在日本開的同學會的記錄相片也都在網路上，只可惜我們很多同學沒有學到上網而不能共享，不過他們的子女可以替他們找出來給他們看，可惜有些第二代已無法了解華語就無法上網尋找，不過使用他們父母親的英文名字拼音也可以找到。
（附記：記憶常是模糊的，尤其是時間地點，文中有些資料是從網路上確定的，也有直接從周君親口告知的，還有一些文獻是取自從台大醫學院醫科第十屆畢業同學 2001 年紀念冊和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著的台灣史系列5，《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05年的周烒明和吳秀惠撰述章節而來）（脫稿於May 30,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