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6）大學時代

（六）大學時代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1950年終於考上了台灣大學醫學院，是醫學院改制為七年制的第二年，終戰後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改為台灣大學醫學院後，起初為四年制、接著又改為五年制，也有讀六年的一班，自1949年改制為七年制後一直至今。當時醫學院的一、二年級叫做醫預科是屬於理學院，在羅斯福路校本部上課，要到三年級以後才到仁愛路的醫學院上課。雖然考試的成績不怎麼好，能夠擠入前七十名以內進入醫學院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因為在第七十名以後還有更多的人雖然考過入學及格分數，但是醫學院只取七十名定額，所以第七十一名以後的考生只好改選台大的其他學院、系就學，其中有些矢志想要讀醫學院的人，或者第二年考轉系或者重考才進入醫學院。
我雖然違背自己的初衷沒有考報文學院，但是總能順著父親的期望考入醫學院，父親很高興，我記得父親一大早就從潮州街口的宿舍跑到羅斯福路校本部看大門口外面公佈欄上的錄取名單，看到我名字時的高興模樣。但這也是我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的開始，也是父親靠微薄的教員薪水生活中讓我比別的學院多讀三年的辛苦的開始，尤其父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真正的學者，只知為了學問而學問，除了做學問研究外一般社會生活習慣都不知道的一個人，其辛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結果我違背了父母當初的期待，他們要我將來做一個有豐富收入的醫生，我卻跟父親一樣，一輩子靠薪水過日子，這一點沒有達成父母的願望。
高中畢業時我還沒有什麼特別的規畫將來要做什麼，這也許是因為我沒什麼天生特別的才能，如音樂、繪畫等藝術天分細胞，只是有一般年輕人的熱情和浪漫的天真想法，想讀文學院的意願而已。其實現在回想，我也沒有什麼文學方面的才分，我是什麼都可以學或做的通才而已，只不過我有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努力認真投入的毅力，但生性單純不會在複雜的社會上為名利跟人一爭長短，所以無論做任何職業只能做出要非常用功才能獲得成果的秀才型通才而已。如果當時我讀工科也可能有一般程度的成就。所以現在常聽到在中學甚至小學時，就要有什麼生涯規畫，我簡直無法了解，到了醫學院畢業時，我還不知道將來要過怎樣的醫生生涯，只是知道自己沒有手藝的天分，不適合做外科系醫師，但我喜歡思考，所以選需要多思考的內科系醫師，也只是單純地想跟一般的醫師一樣，在大醫院服務幾年後要出去做開業醫師，過一輩子一般醫師要走的路而已。現在我也快走完了我這無規畫隨波逐流的的一生，聽到有人說六歲就發誓要當總統，我真的無法想像，平常五、六歲的小孩往往看到任何車輛、行人都要聽交通警察的指揮，都說將來要當指揮交通的警察，這才是正常小孩子的反應。現在流行的生涯規畫人生，我想不適合於像我這樣大多數的平凡人，請各位不要生氣，應該是有得天獨厚的天才才有資格來依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大多數的凡人不必太認真去規畫才不會因期望過高而失望，以致氣餒失志。
也許很多人會不認同我這種消極的想法，但事實是如此，至少我七十多年的人生的個人感受是如此，雖然我的一生現在還沒有劃下句點，不能蓋棺論定個人的想法，但是退休後十多年來才有時間掃描讀看（因為不可能再有四、五十年的時間來詳讀，只好如此）專業以外的人文書籍，才有一點點皮毛的認識，注意到人性的弱點──表裡不一，注意到現實的社會現象、政治家的言行，不，應該說是政客們，說客氣中性一點是政治人物，因為至少至今我還沒有看出有任何一個能真正被稱為「政治家」的人物。現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很多起初似有令人佩服、景仰的言行，本來有可能成為俗世所謂的國父級或思想家的人物，近來個個晚節不保？這些人物初期的言行，只能證明是為後來的真正目的而做的障眼法，或是中途對塵世的名利的沈迷、動搖，後來個個狐狸尾巴露餡，讓眾人有受騙的感受，令人氣憤又氣餒。這不只是政治人物而已，所謂的學者也多半不能堅持到底，藉著學術上狹隘的成就光環，享盡塵世的榮名、奉承，也自以為學冠群倫，自鳴得意，但仍藏不住一味追求名利的本質。
話說大學時代只靠父親的菲薄教員薪水過活，生活的辛苦是可想像的，由一件烙印腦裡的記憶可知當時困苦的情況。讀醫科的同學，家境大多數是富裕的，醫生世家、富商、富農、家有恆產…的子弟。醫預科在校本部上課時我用的是父親用過的日英辭典，有一天不知怎地把它掉落在校園裡，還好被一位跟父親同一單位工作的小姐撿到，因為上面有父親的印章那一位小姐就拿給父親。問題是出在辭典的內頁上我塗鴉了一些哀嘆貧苦人家生活的辭句，父親看到了當然不高興，結果被訓了一頓，由此可知當時我的境是很辛苦的。我還記得當時也借用這位小姐的英文打字機學習過英文打字，但五十多年來一直想不起來這一位小姐的芳名。去年有一個機會跟從波斯頓回來的前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兼文學院圖書館學系主任、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副館長賴永祥教授一起用餐，閒談中我突然想起賴教授在那個時期也在台大圖書館任職也就談起這件事，請問他對這一位小姐有沒有記憶，賴教授立刻就用日語說是「陳瑳瑳小姐」，是的沒有錯，是這個名字，還知道陳小姐後來嫁給台南名人黃天橫先生。陳女士大我四、五歲吧，之後我打電話聯繫，拜訪黃先生夫婦，受到殷勤的招待，不過關於辭典的小事她已不記得了，但這一件事於我而言是人生過程中一件不能忘記的插曲，深深地銘記在我的腦裡的大事。
因父親跟杜聰明醫學院院長認識，得知有板橋林家有林公熊徵學田獎學金可以申請獎學金也試著去申請，還好資格夠（學校成績），獲得了連續兩年的獎學金，記得好像過了三十多年（十多年前）突然收到基金會以往接受獎學金學生的名簿，看到好友周烒明君和幾位同學也列名受獎人之一，也看到了當時的政府要員、大企業家等社會名士多人赫然名列其中，不覺想到為什麼這些社會上成功的人，何不也捐出他們財富的一小小部分做為回饋社會作育英才之用，我是小人物，也許他們已經做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因此試著上網尋找才知道「林公熊徵學田基金會獎學金」居然還繼續存在著，並於2006年度也頒發了第56屆獎學金給50名各大學的學生，每名新台幣十萬元，除了獎學金外基金會五十多年來也捐助了不少各種文化事業。
當時我家住在台北市潮州街的巷子裡，是台大的宿舍，是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日本房子。四周有紅磚牆壁圍繞著，還有三、四十坪的庭院，院子裡有六、七棵大榕樹，樹枝過於茂盛怕颱風來時吹倒壓到房屋，所以我每年都要砍下一些樹枝下來讓樹枝疏鬆一些，這些樹枝等曬乾後擘開成細片當生火木柴用。紅牆壁和周圍水溝間有大約二十公分的空間的土壤，就在這土壤上種植一些空心菜等做為日常的菜肴。當時潮州街三巷在金華街口那一端有一處法學院的學生宿舍，宿舍對面有一塊空地，附近的人在這空地上種一些青菜做為日常食用，母親是一位勤勞的家庭主婦，所以也在這空地佔用一部份地來種菜，每天都需要給菜澆水，這也是我的工作，每每我也需要幫母親從廁所的舀肥口舀出大肥放在肥桶裡，跟母親一人一邊兩個人合力挑大肥到菜圃施肥，偏偏菜圃是在學生宿舍前面，每每碰到同年紀的同學覺得很尷尬，好沒有面子，但母親都在做當然我不能不幫忙，當時的心情不知如何來形容。這宿舍也在鄰近宿舍接二連三的火災，而於1989年年底燒掉，關於這場火災的起因當時雖然議論紛紛，最後還是不了了之。我們也接到匿名書信說是某反對當時政府人士之作為，有名有姓，也許是栽贓，但我們也無從查悉，為免惹麻煩把匿名信也燒掉了，末了只有自認倒楣，該地現已由大學改建成樓房。
前面已提及，1950年從成功中學考上台大醫學院的只有我一個人，周圍沒有一個熟人，所以起初很不適應，台南一中有十五、六個人同時考取，佔全班約四分之一的人數，周圍隨處都是老同學，談笑自如，讓孤單一個人的我羨煞不已，心中不免感到寂寞。人類是群居動物，孤單沒人交談是何等的苦悶，所以監獄裡對重犯或政治犯（良心犯）單獨關在隔離監是有其道理的，這跟大飯店的高級套房的短時間不受干擾是完全意義不同的。
醫預科的上課除了英文課（和國文課？）是全校學生都依入學考試時的成績分班上課外，其他的課都是必修課所以全班都在一起。因為成功中學畢業生只有我一個人，因地緣關係我自然而然地首先就跟台北市的中學（建國中學，好像沒有和平中學）出身的同學接觸。不久我結識了畢生知友周烒明君和楊省三君，兩位都是建中高材生，因為個性較相近吧，我們也就常在一起，不過兩位都有音樂和藝術的天分，我卻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質，但是這並無礙我們彼此的交情。楊君常帶我去聽在教室舉行的古典音樂唱片的欣賞會，但是因我沒有這方面的興趣，所以去的次數也自然慢慢減少。我們常騎著腳踏車在現在的羅斯福路一段、愛國東路、愛國西路、小南門的路上閒跑，當時這些路段車子少，是很好的溜腳踏車的地方，因為我騎的是沒有內胎的硬胎腳踏車，騎久了屁股會痛也不能騎太久。因為他們倆位的關係吧，跟另外幾位建中的畢業生也漸漸熟識起來，歐陽瑞徵、林瑞祥、郭正修君等。其中歐陽瑞徵君是體操能手，他親切地教我怎麼做雙桿運動，我生性膽小怕在雙桿上擺動旋轉所以只學上下屈伸運動，不過這樣久而久之也練成了胸肌和雙臂的肌肉，矮瘦的我看起來也有些強壯的模樣。歐陽君畢業後就留學美國在神經科方面卓有成就，幾個月前回國時才第一次再見面，四十六、七年不見，他還記得我。
其實，與周烒明君的初識是在有一課堂後我沒有做筆記，正想不知要跟誰借筆記的時候，周君自動借給我他的筆記，從此我們之間就開始有交往，周君不但文質彬彬，也多才多藝，長得也很帥，為人樂善好助，因此很得人緣，也住在學生宿舍，要好的朋友也很多，可以用「大眾情人」來形容。反過來，我是一個矮冬瓜，學生時代又是瘦巴巴地，體重只有四十六公斤上下，現在自四十歲起保持六十五公斤上下，所以當時長得一臉臭老相，看起來很不起眼，真的有人形容我像一隻瘦狼，個性不善擅交際，缺乏才藝（一點藝術、音樂的細胞都沒有），又是家無恆產的薪水階級子弟，且是少數的通學生之一，長處呢只不過是喜歡自己看看書而已，因此朋友也就不多，所以結論是我是周君的許多好友之一，對我而言周君卻是我很少數的好友之一。因喜歡看書常逛牯嶺街的舊書店也就跟同樣喜歡逛舊書店的幾位熟面孔相識，但因所學領域的不同並沒有成為好友，只是彼此知道對方而已。
周君出身望族，父親是日本時代做到日本中央政府鐵道省的官房長官（高等文官二等三級俸）等於現在交通部的主任秘書的職位，台灣人在日治時期能位居這樣高官的，除了杜聰明博士因為做到大學正教授所以官拜高等文官一等外沒有幾位，恐怕是排第二、三名吧，因做日本家庭的養子改姓日本姓氏「小出耀星」，以備將來升任敕任官，終戰後回復本姓周耀星（寫這文時獲得周君的證實）。 周君在終戰後第二年（1946）才從東京回到台灣進入建國中學，所以日文基礎比我好很多，日文的書籍也涉獵廣泛，當時把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日文）介紹並借給我的也是他，可見他當時已深入涉獵涉入哲學書籍，我則在高中時期除了課本及為考大學的參考書外，讀的最多的是中國三十年代的小說和戰前的日文大眾小說和現代文學小說，自誇一點可以說是全部都讀過，但是哲學方面的書則很少涉獵，文學評論方面的書只讀過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而已，倒是讀完當時的大本威爾斯氏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5) 的世界文化史的日譯本（中譯本可能是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世界史綱》，我沒有讀過）。
原來在日治時期台北市的公立中學有台北州立第一中學和第二中學兩所，分別叫做一中和二中，戰爭末期又增加了第三中學，日本人大多讀第一中學但也有少數台灣人，台灣人大多讀第二中學但也有少數日本人學生，因此一中一般認為是日本人學校，二中是台灣人學校，終戰後二中極力爭取改名為一中（台南一中和二中也有同樣情況），但政府最後決定一中改名建國中學，二中改名為成功中學，三中則改名為和平中學後又改為師大附中。終戰初期從島外（如日本、中國、滿州）回來的學生多進入建國中學，周君從日本回來所以讀建國中學。女生則設有台北州立第一、二、三高等女學校，第一和第二是專收日人子弟，第三高等女子中學則專收台灣人子弟，所以戰前的台灣女生多畢業自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三高女）。終戰後初期廢掉二高女（校址即現在的立法院），三高女改名二高女，台灣人子弟多繼續讀二高女，不過簡稱二女中，以後改制時變成中山女中。
周君畢業服完兵役後在1959年就到美國留學。原來周君有相戀已八年多的女友已先到美國在那邊等他，是醫學院比我們高一班的吳秀惠醫師，吳醫師因為是女生不必服兵役所以在1958年就出國留學，就讀威斯康辛大學並住威州首府麥迪遜城 (Madison)，因此周君出國就到麥城與吳君相聚而成婚。他們在讀高中時就已相識並互相傾慕，吳醫師讀北二女中，周君讀建中，說是在一次學校畢業旅行中在阿里山認識的。周君第一年考上師大藝術系，因父命第二年重考考上台大醫學院醫科因此跟我同樣慢了一年進大學，我是因為從日本回來時多讀了小學高等科一年，因此我們兩個都比同班同學大一歲，1930年出生。周君去國一待三十多年，熱愛故鄉台灣的周君因目睹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和當時腐敗的國民政府作為，到北美後即發生國家認同的危機感，加入台灣獨立運動，在當時的政情下就此成為黑名單人物，為了顧慮不要使在台灣的我惹上麻煩不敢跟我通信，我也從跟周君一樣赴美留學的楊省三君的聯繫中偶而得知道一點周君的消息而已，楊君因沒有從事政治活動較為自由的空間。
周君夫妻兩位醫師在Wisconsin結婚後積極參與台獨運動，1963年在威斯康辛大學成立「威大台灣同鄉會」 (UW Formosan Student Club) 開始宣傳台灣獨立的主張，接著於1964年又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 (FASG)，1966年「台灣問題研究會」與「台灣獨立聯盟」合併，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 (UFAI) 周君任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81年周烒明轉職至克利夫蘭城Cleveland Clinic醫療中心擔任神經病理科主任，於1984年組成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North American Taiwa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ATMA），並擔任第一屆會長。周烒明夫婦在美國台灣人社團，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此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無法返台。周夫人吳秀惠醫師則除了一直幫周君外同時積極參與台灣同鄉會及社團的活動，也擔任過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第二屆會長 (1990) ，出任過公論報的發行人。周醫師在醫學方面的成就是眾所周知的一位國際知名的神經病理學家，學術活動遍及美國、日本、澳洲、新加坡、沙地阿拉伯等國家，也榮任過美國神經病理學會副會長，由世界各國來受教的桃李滿天下，只因為黑名單無法返台貢獻其成就，台美基金會於頒與1993年頒給他科技工程獎。有關周君夫妻兩位醫師的美麗的愛情以及愛鄉故事已有名作家林雙不氏寫成名作故事出版，我不在此贅述，只引述介紹該書的一小段如下：『林雙不以文學創作筆法，將這一群默默奉獻於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小人物故事，寫成了「安安靜靜台灣人」系列小說，透過這些安安靜靜台灣人的一生故事，呈現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種種。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著者註：建國中學和台北二女中的畢業旅行），朵朵白雲在群山綠樹之間舒緩伸展的一個晴天午後，周烒明、吳秀惠在阿里山初遇……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個陽光亮麗的晴朗午後，周烒明坐在美國波特蘭的二樓居所窗前畫畫，燦爛的視野遠處，朵朵白雲在群山綠樹之間舒緩伸展──周烒明出聲驚呼叫來吳秀惠，指著窗外：這是四十年前他倆相遇的風景。於是，他們把這座山稱作「阿里山」。台灣人生活圈的許多同鄉都知道美國有一座阿里山，在波特蘭，在奧立岡，在北美洲，在周烒明和吳秀惠的內心深處。』
周君於1990年第二度返台，自己當召集人，聯合NATPA和NATMA二社團於馬偕醫院開聯合醫學研討會，當時我任職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還沒有退休，專程到場聆聽，周君看到我非常高興。之後到台大訪問幾位老師，我在台大醫學院圖書室等待時，稍微離開半小時忘記把小皮包帶走，放在圖書館的座位上，等想起回來時找尋時已不見縱影，問了圖書館的職員也無結果，裡面有我名片和兩三千塊，最覺得可惜的是我渴望了很久好不容易才剛買到的德國Leika廠牌傻瓜照相機也在裡面，當時數位相機尚未出現前，對我來說是相當名貴的照相機，所以心裡非常捨不得，因為裡面還有我的名片以為過幾天後會有消息，沒有想到就這樣永遠沒有再回來，堂堂醫學院的學生？雖然不一定是他們撿到，因為醫學院圖書館出入的人主要是學生，閒人難得有機會進入，讓我失望當時的學生的道德已敗壞到這般地步。
周君生來瀟灑，一副男明星臉，沒有想到三十年不見仍然還保存著印象中的原貌，1990年到我家來坐時，夫人吳醫師就說，當她跟著周君帶三個男孩走路時看到的人都會問她是否有四個男孩，當時吳醫師已滿頭銀髮但是周君還是滿頭烏溜溜的頭髮（這在慈濟大學賴其萬教授的敘述周君的文章（1996）《以自身疾病教學的學長－周烒明教授》中的一段也可佐證，他寫道：「記得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看來比他的年齡年輕了幾十歲，…」），還不只如此，視力也很好，離沙發椅有五、六公尺遠的書櫃的書的標題都還看得到念得出來，沒有想到幾年後就聽他說罹患巴金森氏病，兩手顫抖不已，最喜歡且拿手的小提琴的演奏都發生問題，起初他也跟常人一樣陷入鬱悶、絕望的幽谷，不久他告訴我正在改學大提琴。1997年當我有遊美之機會造訪他在舊金山的研究所 (Forbes Norris ALS Research Center) 時，他的腳步沈重，跟我說走上坡路有些困難，不過到他家後他還拉大提琴給我聽。得病後沒幾年，他豁然想通了，不再過陰鬱、苦悶、沮喪的日子，而且把自己的病情公開出來，夫人吳醫師成立了「台美人巴金森病互助會」兩人夫妻檔在加州各地旅行演講，鼓勵協助患有巴金森病的病人和家屬如何面對疾病，也多次回台灣跟台灣的醫學生講解他的本行神經病理學和如何面對醫師自己患病時的因應態度，毫不氣餒。最近我常跟他通電話，精神很好，說正投入石雕工作，不過我儘量避免跟他長談，怕影響他的體力。周君不但醫學有專精，對美術、音樂有優異天賦、造詣，還有對文學的素養也很深，日文更是他的母語，讀他在2005年為紀念日本東京拓殖大學創辦百週年發行的《台灣論》第五卷用日文所寫的序文『台灣醫學的近代化與拓殖大學的創立』一文就可知其功力造詣之深（我已把其華譯譯文放在網路上）。關於周君的更詳細的一切，在網路上可以找到一大堆，我也把這些收錄集在一處（周烒明教授報導專輯http://olddoc.tmu.edu.tw/literature/meibo.htm）以便大家容易尋找，只是有些已從網路上被刪掉而連結不上。
不過諷刺的是造化之神常跟人類過意不去，要他們跟自己所擅的直接面對挑戰，周君的專精是神經學，他就得面對神經系的疾病，楊君的專業是心臟病，他去年就需跟自己的心臟病對決接受心臟手術，我所學是肝臟病，我就必須處理自己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和膽結石。還有其他不少同學有同樣的經驗，因為事關隱私不繼續談下去。
楊省三君退役後在台大醫院一起服務一年，1960年也到美國，在接受住院醫師訓練後一直在新澤西州有名的心臟專科醫院 (Deborah Heart and Lung Center) 當心臟病專家，一直服務至今年才退休，期間除發表論文外也有出版心臟病方面的專業書籍。楊君留美後跟我時有聯繫，今年四月間回台時跟我談到也許不久會回台灣過退休生活。楊君有很敏銳的耳朵，就是對音樂特別敏銳，對於古典音樂的欣賞功力高強，我則如前述毫無音樂細胞，因此在這方面我就不能與他共享，但他為人善良，個性沈默寡言，跟我很合得來，所以也成為好朋友，我記得有一次他在工作時受到上級醫師的無理刁難，我為他的委屈跟上級醫師理論，之後我也成為這位上級醫師眼中的叛逆後輩。
於1977年我在省立醫院服務時，衛生署派我到美國接受三個月的職業病的在職訓練，每一星期換一個地方，跑遍美國各地七、八個城市，因為是我的第一次出國，雖然出國前在語言中心接受密集訓練兩個半月，英語會話能力還是很差，我講的人家聽不懂，外國人講的英語我聽不懂，每一個地方美國方面都有派國人接機照顧，心裡還是很不自在，首站到華盛頓特區接受職前講習一星期，沒有旅行過的我頗不習慣這一種生活，連續一星期都不能入睡，每晚只泡在浴缸裡，楊君在New Jersey服務，路途遙遠不能來，但他交代他就近在巴爾地摩 (Baltimore) 的弟弟每天來照顧我，雖說是就近，單程也要一個小時，這一種友情很難得，我至今仍然感激不盡。我本人不擅交際也無過人天資，所以朋友也不多，但我相信不只是我，任何一個人一生能遇到的知音也是屈指可數。尤其是大學時代的同學，最有可能成為你將來在人生道路上發展的競爭對手，所以我常告訴年輕學生要好的同學將來不要走同一道路，還有雖然是好朋友將來結婚的對象不一定跟他一樣就能相處融洽，另外在漫長的人生路上主動和被動的環境變數很多，思維也會有所改變，如周君我沒有想到三十年中為故鄉為社會做了那麼多艱難的工作，三十年的環境變化可能影響其思維個性，他對台灣做付出了那麼多心血，我則在台灣生活，表面看來似乎跟他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實我在需要面對現實謀生活的環境中，只能將真情藏在心中深處，所以三十年後我們重逢時雖然他沒有說出來，我稍微感受到他對我擔任政府機關首長有所疑慮。其實雖然擔任政府機關首長多年，也曾被要求過加入國民黨作為更上一層樓的基磐，但都被我拒絕，跟一般社會上的認知有些差異；但之後又十多年過來，我已感受到他已恢復對我的信心，才沒有幾天前在電話中我直接了當地問他，是否當時有這一種感覺，他也沒有否認。所以我要說一生中知音的朋友不會超過五個，當然要好的朋友依你的個性有些人會很多，但患難時會幫忙的朋友應該不會太多。這是人性的弱點、社會的現實，你只好接受。同樣懷著愛鄉情懷，想想周君和我為什麼在人生旅程中有這樣的不同經驗，周君個性直爽，敢於表達，能見義勇為，把理想主動化為行動，不為強權所壓制而直接起而抗之；我則只能悶在心中，只能做消極的不合作，只有在被動的場合才能發揮為正義而固執己見的行動，不敢主動起而抗之，也許是當時的家庭環境不允許我有離開家鄉的念頭，以致有今天的情境，有時候回想，如果當年我也出國的話，可能是另一種人生的演出吧。
大學生活中我們也一起享受過年輕人的快樂，在醫預科時代我記得有幾個星期被帶到北投的衛勤學校集訓，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學院科系的女生，男生看到漂亮的女生理所當然會起騷動，其中有一位漂亮的女生成為男生們談論的焦點，用現代的語言說，帥哥又瀟灑的周君也不例外，我問他記不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他說記得還問我他有沒有寫情書給她，我說沒有，我當時不知道他心中已有所屬的人，那一位成為男生們談論的佳人就是讀中文系後來翻譯日本古代文學名著《源氏物語、枕草子、伊勢物語》的大名鼎鼎的林文月教授。青春時代的熱情彷彿猶在眼前，但我們都已是七十五、六歲的夕陽老人，也已有不少人西歸道山了。
我因為家在台北沒有住在學生宿舍也就跟同學們的課外接觸較少，只有最後一年，第七年，因為當實習醫師一定要住在宿舍才有跟大家一起過團體生活的經驗。六個人同一室，除了周君和楊君外還有林瑞祥、黃英文和張添榮君。黃英文君很外向，活動也較頻繁，常邀大家到空軍新生社跳舞，我也去過兩三次，笨手笨腳膽小的我始終學不會跳舞，自然慢慢就脫隊了。可惜懂得享受快樂黃金年華的黃君卻英年就過逝於加拿大之地，張君回家鄉開業。林君也是戰後從中國北京回來的，講得一口京片子，不過他在畢業後四十年的回憶錄上自稱是終戰後才開始學北京話，我想是真的，因為戰前在滿州和中國的台灣人是日本人，所以他們日常用語是日本話，林君的日語也是高檔不輸給真正的日本人，林君人看起來很和善，溫文爾雅，實際亦是如此，留學美國、加拿大因研究糖尿病，於胰島素生化合成方面獲國際學術界的肯定而名噪一時，林君於1976年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成立時獲聘為教授回國，於1991年擔任所長至1997年退休，退休後服務於耕莘醫院，又專心於輔仁大學醫學院的籌備並完成任務。他也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林君的尊翁是名醫林茂生先生，與二二八的犧牲者文學博士林茂生同姓同名，有一段時期當過台北市立仁愛醫院的院長，我偶而也到林君家找林君閒聊，所以林院長對我也有些印象，當我被服務五年多的馬偕醫院炒魷魚時，林院長有意要我到仁愛醫院服務，但卻因有人不服而沒有實現，這是我常說大學時期的好友不要走同樣道路的一個見證。
實習醫師的生活是夠忙的，我大概是相當認真吧，上級醫師形容我像一個陀螺。我在宿舍生活中得了一個獎品，一輩子跟我在一起不離，就是香港腳，現在稍不注意就會死灰復燃。
五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晚上突然拉肚子，來不及到廁所在榻榻米上留下很多拉下來的屎一直拖連到廁所，電燈一開才看到原來都是黑色帶鮮紅的血液，才知道是腸胃出血，醫學上鮮血便應該是下腸胃道的出血，上腸胃道出血平常是黑色的，但確實是十二指腸潰瘍的出血，因為出血量過多一下子很快通過腸道就拉出來，沒有來得及變黑色，所以造成初期診斷的困擾，當時還沒有內視鏡的發明，不能做緊急內視鏡檢查，要等到止血後才做上胃腸道的鋇劑對照X光檢查，還好，到醫院打了止血針後，止血劑有無效果是一回事，沒有再繼續大量出血，當時對腸胃道出血的常規治療方針是等出血停止後開始吃流動飲食，流動飲食從一號飲食開始，過兩三天後才改為第二號流動飲食，慢慢地改為軟飲食，前後要經過三、四個星期才回復到正常的飲食，住院四星期後才去照上腸胃道Ｘ光線攝影（吞鋇劑），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床。現在的飲食治療就不一樣了，只要血止住了就開始吃稀飯，一兩天後就可以吃平常的飲食，出血到醫院後也可以馬上做緊急內視鏡檢查以確定出血病因。不過住院也經驗了一些平常不能經驗的韻事，因為不能起床不能洗頭髮，所以一星期就有一組護士小姐們來給你躺著洗頭髮，醫學生和俏護士，羨煞了許多同學們，躺在床上一個月都沒有下床，四個星期後要到X光科照片檢查時腿部的肌肉因為沒有使用而萎縮，站不穩，結果還得由周君背我到Ｘ光室攝影。關於出血的原因我自己心裡有數，但沒有說出來，那時為了節省零用錢我省去了吃午餐，每到中午就忍著餓肚子在圖書室裡看書，一會兒飢餓感就會過去，就這樣才造成十二指腸潰瘍出血之結果。
另一件跟貧窮有關的是穿?問題，低年級時較沒有問題，但到五、六年級就不一樣了，如果是其他學院的學生早就畢業做社會人了，我們同班同學就有人在四年級時就結婚了，這一種情況也許現在的大學生無法了解去想像，因為現在的大學生的兩性生活同樣也是我們這些老古董無法想像的。話說回來，到了五、六年級大家的穿?就漸漸地社會化了，有的穿起西裝或比較起眼的服裝，我哪裡有錢裁製西裝，還好有父親二十多年前的西裝拿來穿，起初自覺也很得意，但慢慢地有些不自在，有一次母親好不容易買到新布給我添了一件似青年裝的衣服，我也很高興，但那時染料太差吧，不久就褪色了，其實父親也難得添新西裝。不管如何都熬過來了。
後面會提到的外省籍的同學，徐裕芬夫婦，徐君畢業二十多年後告訴我當時她跟林君交往時，林君因一人在台灣，實在太窮了，連三餐都成問題，崔禮君也在台大醫學院醫科第十屆畢業同學2001年紀念冊上提到當時生活拮据的情形。當時有很多外省人隻身在台灣，的確過得很辛苦，他們的背景當然跟現在在檯面上叫囂不已的既得利益者的權貴子弟完全不同，很多人都是因拉伕，被迫離鄉背井，更甚者有很多人是他們的親人朋友，遭當時專制威權政權無辜所殺戮，雖然他們的背景與權貴子弟不同，卻對台灣都有相似的思維，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這些人至世界各地都無法融入當地的文化、社會中，到台灣來已六十年了，在台灣落根了，也仍然不能當一個道地的台灣人，這只能從清末至今一百年來的洗腦式教育背景姑且來解釋，或者可歸因於幾千年來的儒教思想的遺毒。因洗腦式教育而來的潛在的大中國情結在作祟？可能他們自己也不清楚，也不自覺。以已入籍美籍者為例，我疑慮，他們已是美國人了，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當然也是，當有一天美、中交戰時他們不知會怎樣？是否會因潛意識裡的大中國情結而反叛自己的國家，美國，我不願意想像會有這一種悲劇發生。因為他們本質上都是善良的，只是被野心家、獨裁者、極權專制政權以洗腦式教育，教育成無法認知自己是誰。
為了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另外右眼有先天性的白內障，是在我首次使用顯微鏡時發現的，因為在右眼視野中發現有一黑點才知道有白內障，因此畢業後的預備軍官受訓的兵役檢查三年連續被打成丙等，暫免去做預備軍官，但是過了五年後參與開業醫師的軍中服務，官拜中尉軍官（預備軍官是少尉）在軍中服務六個月，其中三個月在金門前線服役，是在八二三炮戰後的事情，剛好碰上隔一天炮擊的時期，每隔一天躲在防空洞一天，另外一天則是到處走動的日子，天天打花式撞球打發時間。
不過為了出血住院也遭到一些麻煩事，住院一個多月沒有上課見習，當時醫學院的上課情形是五、六年級叫做見習醫師，早上八點到九點和下午四點到五點各上課一小時，上午九點到四點是分組到各科病房跟著住院醫師和實習醫師照顧病人，七年級叫做實習醫師，住在醫院宿舍裡，工作跟住院醫師同樣只是沒有實際責任而已。因為病假一個月，魏副院長就要我停學一年，另一位副院長邱副院長就允許我在暑假期間補缺席的部分不必停學，我很感謝邱副院長的裁示，不然我又要慢一年才能畢業了。邱副院長笑口常開，看起來很隨便，因此有些人對他有些意見，但是他後來做院長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邱副院長很有人情味，是非分明，在以後的人生路上我還會提到他。
不知怎地，一年級或二年級的有一學期被選為班代表，做了什麼事情已無從記憶，只記得有一次代表大家跟上課老師商量依大家的意願改考試的日期和教室，是微積分的課，老師是項教授人很好，毫無異議，就答應依大家的意思改日期，沒有想到考試的時候大家把桌椅都搬到後面集中在一起，教室的前半部成空空地，老師也沒有說什麼，大家也很自在地互抄考卷，對我來講這是難得的機會，雖然高中的代數、幾何、三角我都考得高分數，因為我向來不喜歡數學，所以微積分的考試我本來就有些擔心，沒有想到變成這樣的場面解決了我的憂慮。三年級以後就在仁愛路醫學院本部上課，臨床課則多在附設醫院的教室上課。附設醫院的教室面臨中山南路，是階梯教室，我本來就不大喜歡聽老師講課，可能也跟我對聲音的辨別力差有關，喜歡自己看書，所以有些老師講課不太吸引的時候我就從教室窗戶看著中山南路來往的人車遐思。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拙於講課的老師學問差，有些老師雖不擅於表達，但學識很好且人格更高尚，樂於指導學生，反而能言善道的老師，知一能講十，可能是很膚淺的且人格又很差，也許可以稱為「教書匠」，所以學生不要單以老師能言善道作為衡量其學問之依據，早在早期傅斯年校長就講過，教授有兩種有些是善於講課，有些是精於做研究或指導研究工作。從學問來講我們應該欣賞雖拙於講課但善於指導研究的老師，當然兩者兼俱最好，但我還要加一句，老師的人格品行也很重要。早期教授是人品學問崇高的代名詞，但是現在教授滿街走，在政壇上媒體上亂叫亂吼，胡言亂語，動手動粗，一點品德都沒有，很多正如其名的「叫獸」，還有人不知害臊，還在公眾場合自稱學者，學者是他人給你的尊稱，哪有自己說自己是學者，應該說自己是從事研究工作者。不過這是老一輩人的標準，依據現代觀的人來說，寫回憶錄的人是在講過去的故事，他們聽不懂，也許真的是如此，他們講的可能是對的，因為他們是活在現代的社會，有其現代的標準依據。依我的標準，血液學的泰斗台灣血液學的創始者已故劉禎輝教授正是這一種最不擅長演講但其學問的廣深、研究之精，人格之崇高，又不慕名利，全心教導學生，是一位真正的學者教授楷模。劉教授曾經有過幾次親自到我家在顯微鏡下解釋各種血球和癌細胞給我這個非親非故的學生聽。所以我當住院醫師的幾年和主治醫師的開始幾年都以學習血液學做為我的主要研究領域，說真的，血液學是所有內科學的最基礎部門，但當時血液病的治病效果還沒有現在這麼好，也是窮病人較多，即使有錢人，患了血液病都要傾家蕩產，因此要以血液學做為專門研究的醫師不多。在跟血液學搏鬥五、六年後，我本人也慢慢轉而專攻消化系學，最後漸漸縮小範圍到研究消化系病中的肝臟病，不過從實習醫師到最後做行政工作的院長以前，含內科主任十多年，二十六年間我從來沒有一天離開過在顯微鏡下看血液抹片的習慣，所有內科的住院病人不管是哪一種病，住院時一定要送一片血液抹片給我看，這成為我每天的例行工作，因此也發現了不少難診斷的疾病，等以後再提。
基礎醫學課中，最重要也最為一般人和醫學生所畏懼的是大體解剖學，每六～八個學生分配一具浸在福馬林的屍體，第一次看到一陣陣衝鼻而來的福馬林味中的屍體時真的有一些恐懼，第二次第三次依順序很仔細地做解體工作來學習了解人體的基本結構，做為學習臨床工作的基礎時就沒有那麼可怕，隨著也對屍體肅然起敬的心自然湧現出來。
醫學院的畢業成績是以六年學科成績加第七年的實習醫師成績除以二計算，我則學科成績平平，但實習成績因為工作認真還不錯，排在前幾名，所以平均下來也不錯，能以第一志願進入內科服務，當時內、外科是大多數畢業生所爭取的科目。
跟其他學院科系不一樣，醫學院是台灣籍學生的大本營，我們入學時一班七十個人中，外省籍的只有七個人，其中男生四位、女生三位，其中一位女生好像二年級就出國了，所以一起畢業的是六位，二女四男，到高年級時有一對香港籍夫婦加入，因為時間較短印象不深。在班上唯二的女生都是外省籍並且兩位女生徐裕芬君和劉麗娜君中的徐君不但高頭大馬，眼睛圓滾滾地很像洋娃娃，所以「洋娃娃」的綽號很快就不脛而走，但也很快地徐君和同為外省籍的男生林本芝君進入親密關係，所以在男生間並沒有起什麼風波。劉君小巧玲瓏，也跟大家很合得來，但誰都沒有料到劉君出國後很快就同高我們幾班又指導我們實習的台灣籍黃錦棠醫師結為連理，猜想在實習期間他們倆就在同學們不知不覺中萌生愛情，互約在紐約相聚。
我們的學號是按照入學報到時的順序排下來，男生林本芝君和鄭書豐君不知怎地恰好排在一起，而我則在鄭君之後，實習時常常是四人一組，因此跟學號在我後面的楊秉文君，我們四人常在同一組，雖然跟外省籍的他們倆人間有些隔閡的感覺，但比起其他人較有接觸。外省籍的六個同學畢業後都很快到美國留學，二十多年後我到美國受訓時在林本芝、徐裕芬夫妻家中過一個晚上時才知道他們當時的心境，他們認為外省人在台大醫院沒有前途，回想起來也不能怪他們，當我們畢業時，台大醫院的臨床科主任除了放射線科外清一色是台灣籍，不只如此連外省籍的醫師也很少。他們兩位都在學術上有成就也是國際知名的大學教授。十幾年前徐君回到台灣來，我帶她到台大參觀回憶從前在學時的日子，她十分高興。2000年我們班上在日本辦了同學會＜日本楓葉溫泉之旅＞，林本芝、徐裕芬夫妻還有施德章同學（外省籍）也遠從美國來參加，十幾對夫妻檔都玩得很高興。徐裕芬起初不習慣穿日本溫泉旅館的日本浴衣大夥兒一起用餐，這是日本溫泉旅館的一般習慣，等內人跟她解釋說日本衣裳是唐代的服裝後他們夫妻才大大方方穿日本浴衣出來參加大家的會餐。此外我跟徐君和劉君在暑假時一起替教授整理日本時代的醫師的病歷資料工作，所以我跟他們四位都很熟。另外一位外省籍的同學是崔禮同學，記憶不錯的話他好像是青年軍退伍，因為他的學號在後面我跟他的接觸較少，因此了解也不多，不過在回憶錄上他寫到很惋惜在加拿大一起工作過的，我上面提起的黃英文同學的英年早逝，由此可知他對同學的情誼之深，在同一篇回憶錄中他也懷念另一位高我們兩班跟他一樣單身來台灣頗有基督心腸的同學任性之君，他於1964年為拯救家鄉福建人的生命，毅然決然拋棄在美國的工作由美國專程趕回福建，崔君深受感動也有意學樣，之後一直杳無音訊。直至1980年代才獲知，任君已於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時代遭到他要拯救的鄉民的批鬥投井自殺，他慶幸沒有步任君的後塵，他最後寫到他希望台灣和大陸都能自制，不要再挑起中國幾十年的內戰，他本人是當年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見證人。
他的真情已充分顯露於他的文章中，每人都因為自身的經驗和洗腦式教育背景而有不同的思維，但只要有善良的心，退一步就是海闊天空，不管他的出身是什麼，可是已住在海外享受民主之利的眾多所謂民主鬥士中很少能找到真正了解民主的人，至今我只看到一位，我不必點出來，只要你是一位真正了解民主的人，你就知道。
崔君對藝術有天賦，在台灣時跟黃君璧習過畫，退休後重拾畫筆也開過個人畫展，也到大陸各地遊山玩水，也泡過日本溫泉。鄭書豐君於前幾年因父親病重回台灣來照顧，我請他到我家來坐，之後也見了幾次面，大家同學七年除了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同學之間會培養出來深厚的情感，並不會有台灣籍或外省籍之分。從他們告訴我的故事我才了解到初期出國的同學們不管是台灣籍或外省籍，不管有沒有參與台灣獨立運動，都同樣面臨到被從美國遞解出境的困境，有的同學則在美國和加拿大兩國之間流浪、躲閃，過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們好像都有類似的故事，而之後都受到美國議員、教授、朋友們的協助才能繼續留在美國的處境，從事台灣獨立運動的還要加上被扣押、取消護照、黑名單等壓迫。現在大家都已七十五、六歲了，有的已先走了一步，在天國在等著我們，不管是誰這一條路都要走的。我們已決定今年的十一月要在台灣紀念畢業五十年，周君和楊君都告訴我他們一定要回來參加。另外2001年黃伯驥君和呂鴻基君編印的漂亮精緻的同學錄我當年就把它全部上網，還有兩次在日本開的同學會的記錄相片也都在網路上，只可惜我們很多同學沒有學到上網而不能共享，不過他們的子女可以替他們找出來給他們看，可惜有些第二代已無法了解華語就無法上網尋找，不過使用他們父母親的英文名字拼音也可以找到。
（附記：記憶常是模糊的，尤其是時間地點，文中有些資料是從網路上確定的，也有直接從周君親口告知的，還有一些文獻是取自從台大醫學院醫科第十屆畢業同學 2001 年紀念冊和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著的台灣史系列5，《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台灣人運動專輯》，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05年的周烒明和吳秀惠撰述章節而來） （脫稿於May 30, 2007）


實習醫師宿舍 (2000)，從左邊莊明哲、楊省三、黃伯驥、吳昭新、周烒明、蔡青陽

周烒明與吳昭新於舊金山（1997） 明石大橋留影（2000）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5）中學時代

（五）中學時代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如前述，在日本京都考入了京都府立一中後才一個多月，因父親的轉職不得不一起回到台灣來。這樣子事情就有了很大的改變，因為當時戰爭已進入日軍節節敗退的時期，日本本土與台灣間的船運交通也已不安全了。我的伯父也已在赴南洋任所途中，因所坐軍用船「大洋丸」在沖繩島附近遭到美國潛艇攻擊不幸葬身海底，而在我們正在購買船票期間，又首次有日本本土台灣間航線的民間客輪「高千穗丸」被擊沈的消息傳來，一家人非常緊張，政府當局也命令一切行動都需要嚴格保密，因此在匆忙中沒能把轉學所需的證件準備完整。回到台灣後，因為戰情已很亂，台灣日本本土間的交通通信已不甚暢通也就無法補辦手續，因為我瘦小體弱，加上當時的台北二中的今崎秀真校長剛好是家父高等學校時代的老師，聽從他的好意勸言放棄立即進入中學，暫時進入台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現在的萬華區福星國小）高等科保育班再念一年小學，於第二年三月重新考入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初期為初、高中同校），因此念中學我就比同年紀的同學晚了一年。
在中學上了一個學期課，戰局漸趨不利於日軍，台灣也開始遭受美國飛機的襲擊，為了避開美軍軍機的轟炸，台北市市民和學生紛紛疏開（疏散）到鄉下。1944年初秋，我們一家人先疏開（疏散）到景尾（現在的景美，當時算是鄉下），借住在當地仕紳林佛國先生的家裡。因為學校也處於半停課狀態，因此幾個同學常常結伴從景尾街走過有一段距離的草叢地，抵達景尾溪和新店溪匯流處的溪岸和沙洲釣香魚。每次都多多少少釣一些香魚回來，每天過得也蠻快樂悠閒，有時候碰到上游有人使用炸藥偷炸香魚時，就有不少被炸死的魚兒流下來增加漁獲。之外，也幫忙母親在附近借了一小塊田地種一些蔬菜、蘿蔔之類做為青菜的來源。看到自己種出來的一根根白晰晰的長蘿蔔，既高興又有成就感。蘿蔔的收穫倒不少，吃不完的切成一個個小塊片，在陽光下曬乾成蘿蔔乾，再塞進大酒瓶（一升瓶裝）中做儲備食物用，倒也有四、五瓶之譜。然而好景不長，不久台北地區也開始遭受美軍的空襲，有一天住家後面竟然也掉下來一顆五百公斤的炸彈，竟然炸開了一個大窟窿，這還了得！，看事態嚴重，一家人趕緊坐火車南下躲回我的出生地台中州員林郡坡心庄舊館村與祖父同住。這應該是1945年初的事情，當時在員林火車站下火車後雇牛車往溪湖方向的路上走，真的是牛步，自己也不知走了幾個鐘頭，渾身疲憊不堪才到了我出生的家。此行中不知什麼時候，平日辛苦栽種、曬乾、儲存下來的幾大瓶蘿蔔乾全部被摸走了，可見當時食物缺乏之嚴重。因為我五歲時就到了台北，之後又到日本住了四年半，所以有關我出生的原鄉的印象回憶應該是這個時期的事情。就在故鄉將近一年的期間體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投降和中國國民黨統治時代的來臨。終戰後不久，父親就單獨先到台北，我則跟母親和妹妹們在出生的故鄉住到1945年年底，才好不容易買到二等車票，卻擠在水泄不通的人群的參等車廂內過道上一路熬到台北。
故鄉的最初幾個月，真的享受了與大自然接觸的悠閒鄉村生活，每天無憂無慮在栽種各種果樹的果園中與雞鴨鵝、池塘裡的魚蝦鱉為伴，常到鄰近農家串門子、走在鄉下蹊徑過著田園的生活。可是好景又不長，不久接二連三罹患了打擺子（瘧疾）和阿米巴痢疾，因為在戰時和戰後缺乏藥物時期，躺在床上被發燒和拉肚子困饒數月，服用奎寧治療瘧疾，痢疾則沒有Emetin可打，最後由杜聰明教授那裡拿到了漢藥「苦參子」才好不容易治好了痢疾。長久躺在床上，不能洗澡，蓬頭垢面，頭上長了虱子，枕頭下生了南京蟲（臭蟲、木虱），是一身骯髒、淒慘的病榻上的日子。
1945年底到了台北後先租借中山北路巷內（現在中山北路長春路口對面）的日式房子住了幾年後才搬到台北市潮州街的台大宿舍。就在這期間發生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記得每天不是聽到有父親認識的人一個個被抓或失縱的消息，如：施江南、阮朝日等，就是聽到如：在南港有多少人被殺棄屍、在某地有多少人被裝入麻袋投入海裡、在某地晚上聽到淒慘的喊叫聲和槍聲第二天屍體枕藉等等的傳聞，大家都籠罩在恐怖的氣氛中過一段日子。還好因一直躲在家裡，沒有出去亂走，也就安全過了這一段日子。
在終戰後的初期，看到即將被遣返的許多男女日本人跪在巷口的沿著御成街道（現在的中山北路）的路邊鋪著草蓆賣他們的家當、衣服、飾物之類，與以往的形象對比倒也蠻可憐的。據說最可憐的是已經在台灣扎根落腳三代，在台灣成家立業置產以台灣為故鄉的日本人，他們回到日本本土已沒有可依靠的家產、土地、親戚，聽說很多這些日本人，在戰敗後已很淒慘混亂的本土過了一段很辛苦的日子後才找尋到重新開始的活路和事業。反之，有不少奸猾的台灣人和從中國過來辦接收的國民黨人則乘混亂時機，使用變造、假造、強佔、利用職權等方法把很多日產變成私有財產發財變成鉅富，國民黨則把許多政府公產日人私產變成黨產成為現在討回黨產問題的根源。也有一些中日戰爭時期在所謂的淪陷區充當所謂漢奸的人，乘社會混亂之機溜到台灣來，一方面躲避國民黨的特務，一方面大做混水摸魚的勾當，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小說中有詳細的描述。
為什麼在前面我要加兩句「所謂」呢？在現實的社會中「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一向是大家所面對的社會定理，如果當時日本戰勝的話，這些所謂的漢奸、淪陷區都會變成相反的另一面，「護國、建國、忠國、愛國」等有功的名詞，社會常態也會完全不一樣，就如三十年前的「不共戴天的共匪、剿匪、綏靖、匪諜、匪幫、剿匪」這些名詞，成為現在的「偉大祖國、同胞、連共制台」等的名詞一樣，報端上不是報導說：有很多直到十多年前，還在面對對所謂的共匪作戰的將軍們，如今堂而皇之領取由台灣人的血汗錢而來的高額退休金，人卻住在所謂的匪區的將軍村，養尊處優頤養晚年，還高談闊論跟他們以往教導部下時的相反言論。雖然「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乃是古今中外的定理，但也是真理的另一面，盼望從事教育者能坦白把真理有兩面的思維也一併教育給後代，叫他們如何能自己去思考，不要盲從，教導他們必須如何面對現實社會的真面目，倫理道德需要教，但躲在其後面的另一面也需要教，讓他們心理有所準備，不致於到頭來無所適從。
話歸本題，日本的學制是一學年三學期，第一學期自四月到七月，第二學期自八月到十二月，第三學期是自第二年的一月到三月，終戰是在1945年的8月15日，所以我當時是中學的二年級，在1946年的三月應該升上中學的三年級，但是國民黨政府來了之後改採一學年二學期制，自每年的八月至第二年的一月是第一學期，第二年的二月至七月是第二學期，在1946年的三月卻不讓我們升上三年級，延到1946年的八月才升上初中三年級，中學又分初、高中二級，因此我們台灣學生都被矮了一年。
台灣的戶政登記在日治時代已實行五十年，因此很嚴格、正確、完備，誰都很難隨便竄改，但是當時從中國來的人不論是大人或小孩都沒有出生證明，所以很多人都隨便報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因此很多同班同學實際的年齡都比台灣學生年紀小一、兩歲，好像他們比較聰明。這種隨便報出生年和戶口的後果造成以後當時自中國來台的人，碰到要從軍隊退役時則比實際年齡提早退役，反之，當公務員有利，則到退休時又改年齡，以便延後退休的貪私利情況層出不窮。當然國民政府來台灣後，沿襲了日治時代所建立的良好戶政制度以便嚴格管理人民（尤其是在反共抗俄，威權戒嚴，白色恐怖，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時代），所以在台灣出生的第二代就沒能享受到這一種便宜了。就如此，我也在1950年七月從高中畢業時，已經快滿二十歲了。
我在終戰後1945年到1950年的中學生時代所面臨的大事是隨著國民政府統治時代而來的日常使用語言的改變、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和廢棄舊台幣改為新台幣。二二八事件和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因為我沒有參與政治活動所以還可以安然無事，雖在恐怖中戰戰兢兢還能渡過了平安無事的日子。
第一項的語言問題影響就很大了，一個人學習語言最重要而最有效率的時期是從出生到十五歲左右，我剛好在這時期所學所用的是日語，面臨到這個難題但是又非面對不可並且這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全台灣的人都面臨的問題。我比較幸運的是，現在一般所謂國語的華語，父親在日本京都的時候曾跟正牌的北京人學過貨真價實的北京話，因此日本投降後父親就在家鄉開始教我ㄅㄆㄇ的基本發音，一直使用到現在，要翻查華語辭典時使用，不只如此，我現在在電腦上鍵入漢字時的輸入法使用的也是注音輸入法，只是在六十二歲初學在鍵盤上鍵入時，本來就會英文打字，所以嫌記鍵盤上ㄅㄆㄇ鍵的位子麻煩，雖然同樣是注音輸入法，但我選擇了注音二式（羅馬字）輸入法，只要你知道正確的漢字發音，不要一小時你就學會，不必再記ㄅㄆㄇ鍵的位置，鍵盤上也不必有ㄅㄆㄇ的記號，而且微軟Office上一直都附帶有這個輸入法，也不只如此，現在還延伸到使用於學習、記錄、查詢台語（閩南話）的發音，如果生命時限允許的話我還想使用ㄅㄆㄇ來學客家話。注音符號是為漢字注音而設定的符號，是根據漢字的篆體楷寫的。1913年由教育部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起初叫做「注音字母」，於1918年由教育部發佈，共計39個字母，以後修正為現在的37個字母。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把注音字母改稱為「注音符號」，正式的稱呼是「國語注音符號第一式」， 1931年，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為便於書寫跟編排字典、詞典，把ㄧㄨㄩ三個符號移到最後，另定「國語羅馬字」於1938年由國民政府大學院公佈，以資應用，此套羅馬字於1986年修訂成為現在的「注音符號第二式」。注音符號，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一直推展不開來，直到1945年來台灣時才能強制台灣人民學習，台灣人民也曾一度成為所謂的國語模範省。
教育部所訂定的注音符號是北京音系的發音，教師教的注音符號也是依據北京音系教學，但是從中國來的教師、官員及一般人所講的華語是各自家鄉的發音，中國各地方的鄉音都有。他們不屑學國語、學不會或懶得學國語，反正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自居，我講我的，聽不懂是你們活該，也許他們把他們逃到重慶的時候遭受到四川人以外省人對待他們的怨氣發洩在台灣人上。台灣學生雖然在學校學了國語，卻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只好用猜測去瞭解，慢慢兒去適應，久而久之一般社會上所講的所謂「國語」變成「ㄓㄔㄕㄖ」和「ㄐㄑㄒㄗㄘㄙ」不分的「藍青官話」－所謂的「台灣國語」－不是教育部所定義的北京音系的國語。
現在社會上、媒體上一般常說的「北京話」其實是藍青官話（台灣國語）不是北京話，台灣人到現在還一直被蒙在鼓裡而不知，這並不限於台灣人連所謂的外省第二代也犯同樣的毛病，只是他們的腔調比較沒有台灣腔調而已。最可憐的是萬年國會時期的台灣籍代表，當時他們使用台灣話發言時被辱罵不用國語，其實萬年民代所講的華語都是跟台灣話同樣是中國各地的鄉音，沒有幾個人會講國語，台灣人真的是可憐無知的傻瓜，如果他們當時知道所謂國語的定義時，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萬年國會代表講教育部定義下的國語，不然就叫他們同樣閉嘴。你不相信，現在大家在電視上可以隨時自由地聽到北京人講的口音，是不是跟你自已講的所謂「國語」是一樣的口音，當然我們不必要聽懂或說北京的土話。
教育部的人員應該講清楚教育部所定義的「國語」是北京音系的「國語」或是現在一般社會所通行的「藍青官話」－「台灣國語」－。如果教育部認為所通行的台灣國語就是國語的話，應該把注音符號中的『ㄓㄔㄕㄖ』刪除掉，使得學生也可以少記幾個符號。所謂「國語」是日本人在明治時代為統一語言的時候所創制的辭彙，它所表示的意義是代表一個國家的語言或一個國家的公用語，除了日本以外很少國家有這樣的名稱。近年來日本也有反對聲音，漸漸不說國語而直接說「日本語」，在2004年日本的「國語學會」改名為「日本語學會」是一個例子。中國國民政府在大陸執政時期反輸入「國語」一詞使用，而到台灣以後就趁機襲用日治時代的「國語」一詞至今，但是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也規定統一的發音為北京音系，可是他們卻不敢叫做國語，叫做「普通話」。不知教育部的官員還能繼續裝聾作啞不聞不問多久，應該兩者擇一，弄清楚所謂「國語」的定義。
說到自己的母語，最近十年來鬧哄哄的台語閩南語拼音符號之爭更讓台灣人痛心不已。有教會羅馬字派（包括漢羅並用的漢羅派、更進一步想廢漢字變成全羅馬字的全羅派和連漢字本音都想廢棄的拉丁派）、TLPA（台灣語文學會的派系）和通用拼音派三派爭論不休。教羅派因其一百多年的悠久歷史、教會影響力、以及在政治上堅持維護台灣主體性的政治功勞，攻佔教育部屬下的國語推行委員會而佔上風，但到前年為止，五年來通用派卻攻佔華僑委員會在台灣北部和華僑界大力推展其拼音法，直到去年才敗陣下來。雙方幾年來用去了不少公家資源，自去年通用派自華僑委員會敗陣下來後，在政治掛帥的社會生態下教會派和TLPA派因彼此間之差異也較少，又攻佔國語推行委員會，雙方妥協後產生了兩派的混血兒教育部版羅馬字拼音法於2006年年底由教育部公佈。雖然如此，通用派也不甘就此示弱，挾其過去數年來累積下來的成果，準備反抗到底，究竟鹿死誰手還不知，台灣閩南語的拼音法還有一段淒慘的廝殺路要走是明顯的。
其實台灣閩南語的拼音法還有另一種由前述的國語注音符號延伸出來的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於1946年由教育部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前身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公佈的「台灣方言注音符號」，只是不幸逢上積極推行國語來壓制台語的時期，就跟台語一樣被壓抑下來，創制者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音韻學者朱兆祥教授遠走新加坡南洋大學最後客死異鄉。雖然如此，此部「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初稱方言注音符號），在這期間也有被台語學者及一般人所使用，也有數部大部頭字、辭典出版，遠超過羅馬字派，然而在各派羅馬字派互鬥期間，因政治掛帥的驕傲吧，把一套本來已公佈的「台灣閩南語注音符號」視若無睹，從沒有被提出到檯面上。
若從學術上檢討，教羅派所指點之注音符號的缺點，其實也是所有拼音法的共同缺點，並且教育部也從來沒有廢棄這一套注音符號。暫且在此厚顏引用國立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文學語言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台灣語文學會會長姚榮松教授為最近出版的拙著《台語文讀本》所賜序文的一段為我自己的說法做潤飾「…說完本書用字之特色，回來得談台灣注音符號在現階段國民中小學母語教育的功效。吳醫師在自序中，指出了當前母語教育的亂象，客氣的比方是「鷸蚌相爭」，既然不能雙贏，即無人得利，若果鷸蚌是指羅馬字（ABC）派，在爭了五年之後，現在塵埃落定，以「台灣羅馬字」作為教育部推行母語之統一音標。然而在爭執之過程中，人們似乎忘了注音符號（ㄅㄆㄇ）自民國三十四年，就是國語會推行閩南語的基本工具，早年還印了一些會話教本，現在坊間還有不少國台雙語的注音字典，當年皆用朱兆祥－吳守禮編的這套，為什麼政府在推動所謂「鄉土語言」教學以來，即逐步把ㄅㄆㄇ束諸高閣，不但不提倡，甚至想以羅馬字取代了事，這是吳醫師所不能理解的，當年朱兆祥走人與國語會推行逆向對待「方言」有關，後來ㄅㄆㄇ總算重見天日，甚至教育部民國八十四年公告「人文教育指導會」研究鄉土語言教育的音標符號，還是兩套並行，注音符號還在併用之列，但是政黨輪替後，國語會經過幾年的紛紛擾擾，終於把ㄅㄆㄇ也丟掉了，未來將只推薦台羅一套。吳醫師似乎是怪這些學者委員們，但是以筆者個人的參與與見證，似乎也不必太悲觀，因為不管九年國教的音標怎樣定於一尊，民間習慣的標音法肯定不會一夕之間完全消失，因為文獻俱在，各取所需，注音符號一直也是各家閩南語教材最重要的輔助工具，只要國語文教學，沒有改弦更張 (即改用通用拼音教學)，ㄅㄆㄇ永遠是國小低中年級最熟悉的符號，小學老師也使用得得心應手，因此，只要這套注音教材，能引起廣大母語教師的關注，將來可以再按年級發展出一套全方位的注音符號閩南語教材，很難說它不會成為國小教師的最愛。寫到這裡，我似乎已完全支持吳醫師的想法，讓我們重新出發，編出一套簡易的注音符號教材，讓小學生也能自學，一旦閩南語的注音字模確定，也能編出一系列的世界名著台譯閱讀系列，使老少咸宜，極有可能開創「台語教材」的另一個新天地。…」
教會羅馬字派為爭取台語的地位和使用以及在政治上為台灣主體性所做的努力功勞是有目共睹的，沒有人可以否定，但不能就因此把其他有利於拯救台語的機會藐視忽略。坦白說在這幾套符號中沒有一套是完整無缺的，不只台語所有語言的拼音或注音都是一樣，所以才有國際音標的出現，而沒有一種語言是以國際音標直接做為其拼音法的。
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最重要、最後的目標是把台灣閩南語自瀕臨絕滅的邊緣救出，不管使用哪一種符號都沒有關係，這些為台語爭取奮鬥的人都應該受尊敬，但也希望這些人不要落入天安門下的兩種人，希望他們是較少數的第三種人，是少數但是確實其存在，他們絕不會為一時的名或利而爭吵，只為拯救台語於瀕臨絕滅而奮鬥。看看近鄰也沾到漢文化影響的日本為例，自犧牲了不計其數的明治維新志士後，一百多年來儘管一直有極少數的一群人主張廢棄日本漢字和兩種假名，現在還繼續在主張，但一百年來始終不成氣候，其原因不言自明。日語也有兩套羅馬字拼音，而且日語使用羅馬拼音比起台語使用羅馬拼音容易好幾倍，但也只是為外國人或日英、德、俄、法等外國語字典、或有需要的人而存在，並且除了上面所提極少數一群人外根本就沒有人說要把日語的漢字和兩種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廢棄完全使用羅馬字表達日語的主張，不要只看到網路上有這一種主張就以為有很多人有這一種主張，現在是網路萬能時代，即使是數億人之間的一個人的主張也可以在網路上表達出來。此外也不必常把韓國或越南廢棄漢字的例子拿出來，誰能保證激情的反彈過後有回復理性的日子，實際上現在反方向的氣象正在萌生，在隔海峽的中國，廢正字之後不但第二梯次的簡體字在公佈之後再取消，恢復正字之聲也不斷。
其實台語的拼音或注音符號可以兩三種並用而由個人自由選用各自所需，只要把台灣閩南語正確表達出來就可以，至於要使用哪一種漢字又是另一項問題，另外解決。如同現在大家所使用的電腦上漢字輸入法種類雖很多，每人都各取所需，也沒有使電腦的發展緩慢下來，反而更為便捷。統一為一種拼音法，冠冕堂皇，理論上是講得通的，但同時也是似是而非，實際上是另一種威權專制的做法。我們剛從專制的所謂國語教學，五十年來差一點將自己的語言母語消滅掉，這一種痛苦大家那麼快就忘記了嗎？還想利用同樣的方法來規定只有一種拼音法的專制方法來教台灣閩南語嗎？大家想要被各位的子孫稱為另一專制的蔣家政權嗎？我不相信。（另請參考本季刊第五卷第二期（2005.4）《母語教學的亂象》一文）
說到一個人日常所用的語言，我這一輩的人們（出生於1930年前後）受傷害最深。我們從出生到中學時期是以日語做為日常生活的主要語言，到十五、六歲前後突然變成以華語為日常生活的主要語言，而且當時我們所聽到或必須適應的並不只是標準的華語而是廣義的華語，是中國各地的五大方言的華語，此外我們還要學習第二、三外國語，其中以英語為最多，所以變成沒有一種主要語言是有生到死為止一直為自己日常生活所使用的人，除非具有語言天分的人，像我這樣的平常人就無法以完整的日語或華語做為自己的母語思考、表達自己的思維，只能使用半生不熟、半吊子帶台灣腔的日語或華語，更悲哀的是生為台灣人在兩個時代都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到了國民政府時代，不但不能使用，講母語還會被罰錢，至於第二外國語則我沒有在英語或其他外國語言區生活過就更不必談了，當然留學外國語生活圈的人是例外。
想到我現在正靠著殘缺不全的記憶，在張良澤教授的慫恿、提攜和曹永洋老師的鼓勵、指導下，以華語－不是自己的母語－勉強寫下將過去的記憶與現實的隨想混雜在一起的四不像的回憶錄，才深深感覺到不能以一種完整的語言以及自己的母語表達自己的思維是很痛苦且悲哀的一件事。
其次，說到經濟生活上的變化，因政治腐敗、貪污橫行，終戰後戰時的物資缺乏不但沒有改善還繼續延續下去，日治時期的台灣銀行的台幣一圓換成舊台幣（1946年5月22日台灣銀行發行）一元，但因國共內戰日益熾烈，國軍節節敗退，將台灣生產的物資，如：糖、米悉數運往大陸，造成產米的台灣竟也米荒，物價飛漲，米市一日三價，通貨膨脹，於1949年6月15日新台幣一元換舊台幣四萬元，當時的匯率是五元新台幣換一元美金，隨著大陸法幣、金元幣的崩潰，通貨膨脹更無止境。戰前一圓日幣是等於一圓日治時期的台幣，也等於一美元，現在美元一元約等於新台幣三十三元，因此1X40000X33=1300000，現在台灣貨幣對美元的價值比戰前貶值130萬倍，日幣則只貶值120倍其間相差竟有一萬倍。由此可想像戰後台灣的通貨膨脹、經濟崩潰嚴重的程度，再加上當時以後變成為俗語表示錢財全部泡湯的「七洋八溶溶了了」（台語）的地下錢莊「七洋洋行」的惡性倒閉，市民生活的淒慘可想而知，我雖然是一個尚未成年的小孩，仍然每天感受到大人們生活上的焦慮和緊張。
如前述，我的中學時期在國籍和語言上分為日本和中國兩個不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相敵對的時代，並且還經歷一個淒慘的無法接受的二二八事件和接著而來的長期白色恐怖時代。從以為是自己的國家的人民一下子變成過去認為是敵國的國民，又從初期歡欣鼓舞的心情到後來活在失望又籠罩在恐懼中的世界的生活，不過這一種失落的心情應該從最初為歡迎而看到來接收的國民黨政府軍兵的狼狽情況就已經萌生了，只是不願接受當時眼前的事實而已，後來有時候會想像如果或假定當時蔣介石派來的是青年軍的話情形會不會不一樣？不過從以後發生的孫立人事件來看，也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蔣介石也沒有料到戰後四年，自己會兵敗如山崩，會逃到台灣來，在「殺朱拔毛、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到「勿忘在莒」的口號下，最後死在台灣，還要為要不要埋骨在台灣爭論三十年。
我的中學生時代的後三分之二雖然是在這種最混亂不安定的時期渡過，但是我的健忘和我一輩子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以致在腦海中沒有留下什麼特別鮮明的記憶，只記得終戰初期有一位林姓的老先生來教國文，頭一次作文時我就繳了一篇像五言絕句之類的詩吧，他不屑地說沒有平平仄仄沒有押韻，其實對一個剛開始呀呀學華語的學生懂得什麼平仄呢？甚至到現在我還是不懂，押韻倒是懂了，以後我也不再對文言文產生興趣，至今還不懂四書五經是指什麼，只知道是中國的古典書籍，至於文言文只讀過在課本上出現的文章，在初中時所用的好像是開明書局的國文讀本吧，不過華語小說倒因為父親有很多這一方面的藏書，雖在後段禁書時期我仍然有機會接觸，因此雖然剛學華語又是還未成年，閱讀時不一定能完全了解內容，但是從最淺白簡單的謝冰心的《寄小讀者》開始，所謂的三十年代的小說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駱駝祥子》、魯迅（周樹人）的《阿Q正傳》、及周作人、蕭乾、茅盾、沈從文、艾青、謝冰心、謝冰瑩、郭沫若等人的小說、詩、劇作以及紅樓夢、水滸傳、浮生六記、儒林外史、老殘遊記等等，不管懂不懂都在兩、三年之間，囫圇吞棗看過一遍。之後，在高中國文課要繳作文時，因為不必押韻或平仄，我就每一次都繳自認為是新詩的白話詩算數，反正老師也看不懂詩，也就隨便打個分數就過去了（可能那時的國文老師，讀得懂中文的話就算國文老師）。自從進大學後一直到最近兩年，除了十年前剛開始建立自己網站時，大概是心血來潮吧，想寫一點像回憶錄般的東西而寫下本文的第一、二章後就停筆外，因為我的個性是屬於做什麼事就完全投入型的，全部心力都放在自己專業的醫學領域，除了醫學有關的文章外就不曾寫過華語文章。哦！錯了！，我記起來了，我不能說謊，在大概是高二的時候吧，我曾經在國語日報的國語副刊上寫了一篇以『國語』為題的文章，似乎是解釋什麼叫做『國語』，是父親給我指導的寫作。現在找不到原文。後來有一次住家遭回祿，高中時代的作文簿和一些記錄都燒掉成灰燼，什麼都沒有存留下來，現在年老退休了，有了自己的時間很想去回憶暸解自己在年輕時想些什麼，想尋找自己不曾被現實社會污染時期的純情，以及對周遭環境的感情生活及思維等等；那些憧憬和夢想，必然跟後來我在社會習染和磨練的迥然不同，如今年事已老，無從再捕捉，只能嘆息而已。
另外在亂世時還有一點印象的是，高中時期的一位英文老師，已經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但是還記得同學們以日語叫他為「少爺」，「少爺（坊っちやん）」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名小說家夏目漱石（1867-1916）的名作《少爺（坊っちやん）》中的主角，是一位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年輕老師一出校門就到日本鄉下四國松山一所中學任教的故事，這位英文老師的一舉一動很像故事裡面的主角吧，同學們就給他起了這個綽號， 他常常在教課中間教我們當時流行的，我猜大概是共產黨罵國民黨人的歌曲吧，我已不記得全文，現在突然想起其中的一段，好像是「…半夜三更裡啊，老虎闖進了門哪，我問牠來幹什麼啊，牠說保護小綿羊啊，牠說保護小綿羊啊，清早走進城啊，看見狗咬人哪，只許他們汪汪叫啊，不許人哪，用嘴來講話，來講話，…」，人的記憶是很奇怪的，我已到老人失智症（阿茲海默症，日本已經改稱『認知症』）的年齡了（77歲），實際上在日常生活中也已有常想不起人名或剛才想要做什麼事的症候，卻還能記起這個六十年前所聽到但之後從沒有想過的部分歌詞，還有當時流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也是在這個時候學到的。
《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原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在中日戰爭中，這首歌十分風行。我已忘記什麼時候這些歌曲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掉了，也忘記少爺老師什麼時候走掉（跑掉、被抓？，現在回想他可能是所謂共產黨的潛伏份子或同路人），也許，不，一定有記憶好的同學還記得，他們可以補一補我這個記憶中的缺口，補全我和時代的記憶。《義勇軍進行曲》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暫定為國歌，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田漢的歌詞被禁用，於1978年以集體填詞的歌詞取代，但至1982年又回復田漢歌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做為國歌，後至2004年才正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寫入（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的條文。連一首國歌都要隨時代的認知在轉變，何況社會上其他的事情呢？希望一個人不要太執著於自己的主張，我時常感受到『退後一步，海闊天空』的無窮意義。
如前述，我晚了一年入中學，其實這又可能是改變了我的人生的一個命運。怎麼說呢？因為在二二八事件後，我的前一屆同學中有多人被抓，有些人永遠不知去向。大部分人在年輕時總是因滿腔熱情，難免處事不顧前後，如果我沒有晚一年，我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這樣，哪有可能現在在這裡隨興隨興漫無秩序的回想。
這裡我又想起一件事，記得在高三第一學期，那時候學校規定每週要繳週記一篇和小楷一張，在開學的第一週我就沒有繳週記而在週記簿上寫了不寫週記的理由，第一，那時候大學少，考大學競爭得很激烈（還沒有聯考），每一位高中的老師都以學生的升學考試做為教學的主軸，成功中學的老師卻說讀書不是為了考大學，不讓我們為考取大學做準備，我在週記上反駁說那是唱高調，考得上大學和考不上大學對於一個人的將來影響很大，那時全省的高中生都在拼考大學，如果不加倍努力的話一定考不上，所以哪有時間寫小楷和週記，又說寫週記要老老實實地把一週內所發生的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寫出來才有意義，但是這是有關私事和感情的問題，一般人不免有許多私密、隱私不願公開讓大家知道，要寫謊話那就一點兒意思都沒有，我也做不到。當時的級任導師是一位老實人，是體育教師，他不敢處理像我這樣一個叛逆型的學生的作為，就把我的週記本交給了學校當局。那時的校長是左潞生先生，大概是過了幾天吧，我就被傳喚到訓導處報到，記憶沒有錯的話當時的訓導主任應該是吳紹璲先生？，他之後好像榮陞省新聞處處長，而在陪陸運濤從台中飛回台北途中在三義鄉上空的空難事件墜機而過世。因為那是在台灣發生的第一件民航機空難事件又有許多大人物罹難，當時算是喧騰一時的大事件。（最近幾年有關當時的真相逐漸呈現出來，判斷是謀殺事件）訓導主任看到我時好像錯愕了一下，然後接著對我說：「你看起來年紀不小，怎麼做出這樣的事情？」，說完也沒有再加責備，叫我以後不要再這樣就讓我回去。我在前文已說過，我的長相不管是在兒童同時期或是長大以後看來總是比實際的年齡要多幾歲甚至十歲，不過初出茅廬開始當醫師時，因為這老成的長相倒也佔了不少便宜，儼然一派大醫師的模樣。之後，我繼續拒繳每週的週記和小楷，導師也無可奈何，不再追究。第二學期開學時導師發放第一學期的成績單，我的成績是全班第一名（只有那一學期），導師更無話可說，我則厚著臉皮照樣不寫週記，導師也不再說什麼，我也平平安安畢業了，也考上了台大醫科。
當時考取台灣大學的醫科（醫預科）是一般考生的第一志願，每年只取七十個名額，第七十一名以後的考生如果分數達到錄取標準的話，就在台灣大學的其他科系做選擇，所以考生就只為0.01分之差第七十名者進入醫科而第七十一名則進入獸醫系，那時台大還沒有藥學系，如果有的話可能會選擇藥學系。果不其然，那一年成功高中畢業生考入台大醫科的就只有我一個人，而且成績也不怎麼好從最後一名倒算過來比較快，然而省立台南一中畢業生則有十七位，佔醫預科全班的約四分之一人數，明顯是受惠於他們學校老師重視升學考試教育的效果。
教育、學習是否為升學或學歷的工具，學生要不要為升學而做準備，六十年後的今日，還是沒有定論，而我則已經從醫界退休下來也有十四年了，這時在寫回憶錄。近來教育改革叫叫嚷嚷已經十多年了，什麼建構性數學…，效果爭議紛紛，一個人不要稍微帶些光環，就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崇高無比，什麼事非他不可，大家應該知道每一個人都是滄海一粟而已，看看圖書館裡的那麼多藏書，網際網路中那麼多訊息，每一個人都該明白知識學問的博大浩瀚，個人的渺小。
不過我進入大學的那個時代能夠考取大專是少數，現在百分之九十之高中畢業生都能有大專學校可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數已超過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人數，全國研究所的數目已超過兩千五百所，博士、碩士滿街走－「恰若蚼蟻」（台語），求職都要碩士以上學歷，我很懷疑這些職位真的需要這些文憑學歷嗎？公家機構職位要比文憑學歷，私人機構的職位也要比文憑學歷，真的這些職位都要這些學歷嗎？我們有沒有浪費社會的資源，我們有沒有浪費有限的生命？有多少人在社會上謀生的工作的性質是跟你在學時所學是相同的？我們有沒有學以致用，一個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有必要花一生的三分之一時間在無意義的文憑學歷上嗎？請大家不要誤會，我所指的跟終身學習的意義是不同的，這樣浪費有限的生命在無意義的事情上，人生的意義何在？公家、私人的人事單位有沒有考慮過文憑學歷萬能的思考正確與否？鄰國日本的大專院校已經為了過多的大專院校招不到學生開始合併或關閉，台灣恐怕也為期不遠了。
中學時期的最後兩年，當然是忙於準備升學，當時還沒有聯考制度，各大專學校各自招生，台灣大學是當時升學生的第一志願，其中醫科又是第一志願中的第一志願，當然也有以工學院和法學院為第一志願的。考生要先考上學校的最低錄取標準，然後依照分數的高低依序分發到第一志願，第一志願名額滿額時就要選取第二志願。所以有很多以第一志願為醫科的考生因超過錄取名額所以只好改選讀工學院、農學院或理學院的科系。那時候醫科最初兩年是叫做醫預科是屬於理學院。
我準備升學考試時數學、物理、英文的參考書籍因為還沒有華文的參考書，所以都使用日文的參考書。我要考醫科還有一段曲折，本來我是想要考文學院的科系，年輕人較憧憬理想充滿熱情是事實，當然我也不能例外，所以起初決定要報考文學院，但是走過研究人文科學的父親和一般家庭主婦的母親知道人文科學的路不好走，所以一直不認同我的想法，要我考當時大家認為最容易討生活的醫科，我由於帶母親看病時看到醫生對病人的態度而對醫生有反感，不想考醫科，最後跟父母妥協的結果決定考工科。當時要考大學時需要保證人，父親就叫我拿保證書找父親的朋友當時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的杜聰明博士並請他做保證人，沒有想到杜院長力勸我考醫學院，在長輩的盛情難卻之下我終於屈服，報考醫學院結果低空考取，就這樣子決定了我一生沒有生涯規畫又隨波逐流的醫學生涯。
因此從下一章開始才是我這本回憶錄《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的真正開始。
有人問過我如果我當時選的是文科的話，現在不知道會是怎樣？我自己想，我既不是屬於天才型的，也不是浪漫型的，只不過是要靠辛苦努力的秀才型，又不會與世人相爭，秉性又不喜攀龍附鳳，結果必然是一事無成，能夠餬口就算幸運。 （Feb. 16, 2007 完稿）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4）就讀日本本土小學

（四）就讀日本本土小學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圖片1：筆者四歲時（1934）與祖母許氏鳳蓮在果樹下合照。

因為父親到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1949年併入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就職，我們全家就跟著到日本本土。當時坐船出基隆港後三天就到達日本瀨戶內海的神戶港，上陸後轉搭火車一個多小時到達日本古都京都市，是1938年的十一月中旬的事情。到達時正在下雪，對於出生在台灣的小孩，頭一次看到下雪驚奇又興奮。六十多年前，地球的溫暖化還沒有現在這麼明顯，所以當時在京都十一月就可以看到初雪（每年頭一次的下雪）， 聽說現在京都也很少下雪了。

圖片2：東方文化研究所（攝於1992）


因為父親服務的研究所在京都市的北邊郊區左京區的北白川小倉町，所以我們一家也在離研究所約半公里的北白川西町七十五番地租了一間日式房屋住下來。日本的住址跟現在的台灣不一樣不是一戶一個地址，一個番地是一個小區域所以一個番地裡面有很多住戶（終戰前台北市也是一樣）。

每天從家裡走路約二十多分鐘到一公里半遠的，京都市立北白川小學校（創立於1874年，於1904年移址到現址，筆者在學時起初叫做北白川尋常高等小學校，戰時改名國民學校，戰後又改為小學校，所以筆者畢業時的校名是北白川國民學校）。從學校操場仰頭就可以看到京都有名的大文字山的「大」字，每年的八月十六日晚上，沿著「大」字會燃起一把把火把，在山上燒起一個「大」字，壯觀無比，是京都每年舉行的四大祭典活動（葵祭、祇園祭、時代祭、大文字燒）之一。上學的路上要過橫垮在「疏水」（從琵琶湖引水到京都的引水道）上的小木橋，當時每天經過疏水並沒有覺得怎樣，只記得每到春天櫻花盛開時，沿著河邊兩側淡粉紅色的花幕連綿不斷美景不能言喻，冬天下學後幾個同學一起一路推著從棒球大的小雪塊一直滾大成一公尺直徑大的大雪球從路邊往四、五公尺下面的疏水推下去，大雪球滾下提防斜坡，轟一聲掉進河水中，大家歡樂無比，以後才曉得那是京都有名的「哲學之道」、「銀閣寺」的下游約七百公尺的地方。 圖片3：疏水（哲學之道）（攝於1992）

圖片4：哲學之道起點石牌（攝於1992）

住家是在從大馬路一邊的斜坡上來的巷子裡，巷子的兩邊都是住家，巷子走進去連到其他幾條巷子，這樣巷子通巷子，有些巷子再連到其他的大小馬路，也通到先前提到的疏水，是一個住宅區。在傍晚或假日鄰居幾家的小孩都會聚在一起玩耍。我們兄妹也很快就融入他們的團隊一起玩各種遊戲，捉迷藏、跳繩子、面子等。在新年假日我們都跟穿華麗和服的日本小孩子們一起玩羽子板打小羽球的遊戲（日本文化之一，主要是女孩子玩耍）。

圖片5：地藏菩薩-在京都市北白川志賀越通起點（攝於1992）

我們住的是有二樓的日式房子，樓下有兩個房間、廚房和玄關，樓上也有兩個房間，以日式房子的算法是有二十疊榻榻米大的普通房子，後面還有約十坪大的空地。我們一家五口就在這個房子住了四年多，也在這裡我們迎接二次大戰的來臨。 戰時米、木炭等生活必需品缺乏，後來都變成配給制。後院雖只有十坪不到，在戰時沒有料到會成為我們部份食物的來源，我們在這裡種蔬菜如：同窩菜、蕃茄和玉蜀黍等。後門出去是一條很窄的小巷子，每家的廁所糞坑的舀肥口都開在靠巷子的一面，我想大概是為挑大肥用的過路吧。在小巷出口的對面剛好是一間武道專門學校的學生宿舍叫做「筑紫寮」，大概都是九州出身的學生住宿的吧，有很多面貌兇猛的學生出入，小孩子們都覺得有些怕怕，有一段時間附近住家傳言，晚上上廁所時看到從糞坑裡有手在搖晃，大家揣測可能是武專的學生的惡作劇。我們在巷子裡靠我家圍牆的一邊種八、九株絲瓜（菜瓜）， 讓絲瓜藤沿著圍牆爬上一樓屋頂上，在屋頂瓦上開黃色的花後一顆顆比小黃瓜還要小的小絲瓜在屋頂瓦上慢慢兒長大。日本人不會吃絲瓜，他們只讓絲瓜結實後讓它乾癟變成菜瓜布來使用。我們趁絲瓜還嫩時摘下來炒或煮絲瓜湯，分給左右隔壁的鄰居吃，他們沒有吃過著這樣煮過的絲瓜，所以都很驚訝也吃得津津有味， 絲瓜在整枝乾枯前，從離地約二十公分的地方用刀切斷， 把切口的兩端插入空啤酒瓶內，等第二天睡醒後，啤酒瓶內已是滿滿一瓶的清澈絲瓜水可以用來做保養臉部的化粧品，是貨真價實的當時時行的「絲瓜古龍水（hechima-colon）」。 圖片6：。筆者小學（京都市北白川國民學校）畢業照（1943）－前排左第三，前面為校長澤田熊太郎和古館三德老師（右）

京都一般小孩在學校學習和使用的是標準語日語，在家都使用所謂的京都辯，是京都地方的方言，其腔調用詞聽起來較標準語柔和優美，尤其是女孩子，跟他們一起玩耍我也很快地跟著他們學會了京都辯。語言在小孩時期學得很快，很快就會學到當地道地腔調的語言，但是，尤其是會話如果不繼續使用的話也會很快就忘記。所以說台灣有些父母帶小孩在國外生活，小孩子到六、七歲的時候已會講道地的當地語言，也就是說能夠用當地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腔調也跟當地的人完全一樣，但是回到台灣以後如果不繼續使用時，過了一段時間後就會忘記，所以如果你想要小孩繼續會使用那一種語言的話，你就必須有機會繼續讓他使用那一種語言。據我觀察的經驗，在小學的六年中學習的語言，因為會話、文字一起學所以即使以後沒有會話的機會也不容易忘記，尤其是看書，但是會話的腔調是會慢慢變調的。以我自己的經驗，京都辯我已經不會講了，但是聽得懂，至於標準日語會話聽講都沒有問題，只是腔調過了六十年以後，因為一、兩年才有一次講日語的機會，慢慢就有些變調了，講幾句還不會露出馬腳，但是講多了還是會露出馬腳，另一方面看日文書和日本的電視節目不但不會有問題還會繼續增長日語修養。有些人會嘲笑說，在台灣的老人在日本時代所學會的日語已經不管用了，他們的說法是現在的日語有百分之二十是戰後新產生出來的外來語，其實這是錯誤的說法，所謂新產生的片假名外來語大部分是英語系統的辭句，有些是因科學的進步或生活的變化所產生出來的新詞彙，這些各國的情形都是相同的，台灣也是如此，如果這些人都學過英語，生活知識也跟著時代在進步變化的話，一聽到尤其是看到這些新日語時會在腦子裡翻譯成英語立刻會明白它的意思，所以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當十四歲剛從日本回來時，我講的標準日語連在台灣長大的日本小孩都很驚訝羨慕。三年前我突然接到講日語的電話，對方很客氣地問你是不是吳君，一再叮嚀是不是六十年前從日本回來的那個講漂亮的標準日語的坐在他座位前面的吳君。他是在通信錄之類看到我的名字和電話號碼，試探打電話給我的，雖然六十年沒有見過面，但從那一次通話後我們又回復交往，我到日本時他特意坐三小時的電車來旅館看我，在另一次機會我也到他在日本東北部水戶的家裡拜訪他。
講到小學時的朋友或同學，主要還是住在附近的同學或上、下學時往同一方向走的同學比較有印象交往也較深。在台灣似乎大家都要談台灣和日本小孩之間有些隔閡，是說日本小孩歧視台灣小孩的問題。倒是我在日本本土的小學毫無這一種感受，這並不是說日本人沒有歧視台灣人，而是那是大人世界的問題。講到跟日本小孩之間互動，在前面已經稍微提過了，另外還有可以提一下的，隔著我的住家五、六間有一個同年紀的日本女孩，我記得在五年級時，可能我的成績還算不錯吧，雖然男女分班不同班，她的母親要我到她家幫助她的功課，五十多年後兩人都快七十歲了，相見時她還記得這一回事。做為從台灣來日本本土的一個小學生，同學們和老師都對我很好，並沒有因為我是台灣人而受到歧視，我的記憶裡只有那麼一次，有一個太保型的同學說我是台灣人，而被老師痛責一番以外，所受到的待遇跟當地的日本小孩殊無二致。
在日本本土我做為由台灣來的小學生並沒有受到歧視，但是朝鮮來的小孩就有些不同於台灣人。也許是能夠從台灣到日本的念書的學生，小學生單獨去的或整家去的比較少，而大學生和中學生則都是家裡比較富裕的關係吧，較少受到歧視。朝鮮人則整家去日本工作的多屬勞工階級，並且父母在日本從事的大多都是普通人較不願意做的工作，生活較苦也就較容易受到歧視。我還記得日本小孩間常聽到的像現在中國民間流傳的順口溜的內容就充滿著歧視朝鮮人的辭句，因為很難聽我也不想在這裡寫出來。
我初到日本時是二年級，二年級和三年級時的級任老師是同一位叫做西野歌子的和藹的女老師，她對我一個剛從台灣來的學生很照顧，她以後回到出生地的四國去了，但是到現在我還記得她。接下來四、五、六年級的級任老師是一位很嚴格的男老師叫做古館三德，個子矮矮的，但是看起來身體很強壯，他對學生都很嚴格，尤其對太保型的學生不會放過，管教很嚴，嚴格到聽說畢業五十年後的同學會上還有已六十多歲的學生想揍這位已近八十歲的老師，類似的情形在三、四年前的台灣的報紙上我記得也有報導過。不管日本本土或台灣，對學生的管教直到十多年前還是一樣的，都很嚴厲，是現在的學生無法想像的情況。老師嚴厲管教學生是對的，也是應該的，只是有些老師的管教並不是真正出於愛心的管教，而是由於老師本身的不正常心理、性格異常的時候就太不應該了，往往會遺害學生一輩子，這一種情形從前並不少，但在那個時代管教被認為是正當的，所以變態心理的老師的乖謬行為並不會凸顯出來也沒有被提出來檢討，也就不知害慘了多少好學生，影響了多少家庭；反過來看現在的教育界，沒有一個老師敢由正面的思維去管教學生，因為學生的家長不管老師的管教是對或不對，可能都會提出控告，也就沒有老師敢管教應予管教的學生，隨學生為所欲為，結果不知有多少本來有得救機會的學生，因而淪落下去；究竟孰是孰非，社會上沒有多少人敢去做研討，正義、認真、負責沒有人要肯定你，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惹麻煩，但是國家的損失呢？是被扭曲的社會現象？
我是一個矮小體弱的學生，體育課是我最怕的，我連在單桿上向前轉一下都不敢，爬竹桿也只能爬到一半，游泳也只會蛙泳游十公尺而已，但是管教很嚴格的古館老師只把我留下來多做練習而已，不曾加以體罰、責罵，可以說很照顧我。我的學業成績平平，在班上排在第七、八名次，學業成績是包括音樂、繪畫、勞作等科目在內的總平均，我是一個先天就沒有藝術、音樂細胞的小孩，所以做為從外地來的學生還算說得過去。當小學畢業時（日本昭和十八年－西元1943年)全校畢業男生有十一人考上當時的京都府立第一中學時全校都沸騰熱烈慶祝，因為府立一中不但是京都市最難考的名校，也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中學校，創立於日本明治三年（1870年），該校的畢業生被公認為以後順利進入第三高等學校，再升學京都帝國大學是必然的途徑。之前，北白川小學畢業生能考取的一年也不過兩、三個人而已，我能名列其中實在很高興也覺得很榮幸，但是說穿了也算是幸運，因為快要畢業時突然中學的考試制度有了改變，大概是戰爭的關係吧，政府採取了學區制，京都市內的府立中學（一中、二中、三中）採取了聯考制，考上府立中學的人依其學區分配到較近的學校，北白川小學較近府立一中，所以考取府立中學的都被分配到一中，不管如何能考上府立的中學畢竟是一種榮譽，因為當時台灣人到日本本土念中學的以讀私立中學為多。可是時代的變遷也使得學校的實質、傳統、榮譽改變，據說京都府立第一中學在戰後學制改制時變成京都府立洛北高等學校附屬中學，以後被當時的佔領軍指定為試辦的示範性入學制的學校之一，致使其入學學生的學習能力、品質與其他的中學並無多大差別，以致名校的榮譽也隨著失去昔日的榮光。
日本戰時年輕的男性都被徵召當兵去了，古館老師比我們應該大不了幾歲，應該是二十二、三歲左右吧，可能是教師所以沒被徵召入伍，但是也有幾個月被徵召去接受軍訓，這期間由女老師代他的教學、管教工作，頑皮的同學都很高興，中間老師曾回學校一次，由於平日管教嚴格又穿軍裝，看起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日本愛國軍人，沒有想到戰後聽說他成為共產黨籍的市議員。
戰後起初幾年，我很懷念他想跟他取得聯繫但被父親阻止，可能父親知道老師當時的情況不適合在當時的台灣的我跟他保持聯繫。前面說過，因戰時米、木炭等生活用品都是配給制大家都缺乏，當我們一家人要回台灣時，因母親是很節儉又會處理日常生活的主婦，所以家裡還存有不少米和木炭，雖然我已從小學畢業，母親還是把這些生活必需品都送給古館老師，由此可知父母親也真正感謝老師對我的照顧。戰後三十年我有機會到日本，很想去拜訪古館老師，但是帶我到處走動的日本小學同學卻沒有什麼興趣的樣子，以後幾次都沒機會能去見這一位老師，一直掛在心裡，聽說老師已於2002年已去世，成為我畢生的遺憾之一，很後悔當時沒有自己一個人去拜訪他。
京都市有很多日本的文化遺產，聽說也因而能倖免於盟軍的毀滅性猛烈轟炸，離開三十年後頭一次回去看幾乎都跟從前一樣仍然能找到從前住的房子、斜坡下的地藏菩薩石像和記憶中的周圍的景象。雖然小孩的活動範圍不會很廣，仍然使我產生像是故鄉的感覺，所謂的第二故鄉，因此每次到日本旅遊我一定最後的一、兩天會留著排時間到京都去看一看。京都雖然我只住過四年多的日子，但是那正是孩童時代記憶、印象最深的時期，因而對於我雖然沒有親戚朋友在那兒也變成了外國，仍然是讓我很想念的地方。因此想到，現在很多年老的台灣新住民即使是被蔣軍從市街上或窮鄉僻地硬用拉伕方式帶到台灣來，且當時整天怨聲載道埋怨的人都不肯為台灣投一票我會了解，是鄉愁使然；鄉愁蓋過了「黃河決堤事件」、「白色恐怖」、「孫立人案」、「山東流亡學生案」所犧牲的他們的親戚朋友的情懷，勝過了人應有的良心。隨著也讓我想起了最近甚囂社會的所謂的「轉型正義」。今年三月路過日本東京，剛巧電視在報導東京的櫻花在盛開，日本的櫻花季一向是從日本的最南端先開起，漸漸向北部爬升，每天電視和網路都會報導開到什麼地方，叫做「櫻花前線」，但是今年氣候異象致使較南部的大阪、京都尚未開花，反而東京先開，既然電視在報導，我也認為是難得的機會就到有名的櫻花盛開地「千鳥?淵」觀賞盛景，雖然不是假日卻是人山人海，隨著人群沿著河邊盛開的櫻花下走著走著竟然到了報紙經常刊載的「靖國神社」，隨著人群擠進了神社的庭院，也是滿院櫻花盛開，因為走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下來，無意中看到了一座石碑上有人像，看來好像不是日本人，好奇心驅使走近一看原來是印度人柏爾博士的半身像，一讀碑文這不正是所謂的「轉型正義」，是什麼？拉達、必諾、柏爾（Radha binod Pall，1886～1967）博士是印度加爾格達大學法學教授，曾任加爾格達大學副校長，1946～1948曾參與「東京大審」全程判決歷程，他是十一位法官中唯一的國際法專業的法官，也是唯一判決日本被告全體無罪的正義捍衛者。也許這不能說是轉型正義，因為是發生當時就被舉出，只是至五十年後才被全世界公認肯定罷了。碑文

『柏爾（Radha binod Pall）博士
《東京裁判》意見書的結語
當時間
將狂熱和偏見緩和時
又
理性從虛偽
將其假面具剝下時
就在那時
正義的女神
將保持其天秤的平衡
要求眾多過去的賞罰
變更其位置
When time shall have softened passion and prejudice,
when reason shall have stripped the mask from misrepresentation,
then justice, holding evenly her scales, will require
much of past censure and praise to change places.

拉搭．必諾爾．柏爾博士擔任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五月在東京開設的『極東國際軍事裁判所』法庭的印度代表法官，至昭和二十三年十一月的判決結審為止，屏棄其他一切事務，專心埋首於調查和分析有關此審判的龐大史料。博士是擔任此審判的聯合國十一個國家的法官中唯一的國際法專業的法官，同時是具有守護法律的正義的熱烈使命感和高度的文明史的淹博學者。
博士看穿了這通稱為『東京裁判』的審判，不過是為勝利而過度驕傲的聯合國，對於已毫無還手能力的戰敗國日本的野蠻復仇的儀式，論證充滿誤認事實的聯合國的追訴，可說是完全欠缺法的根據，公開表明對於被告團應給予全體無罪判決的篇幅浩繁的意見書。
正如在其意見書的結語所言，大多數聯合國的復仇狂熱和歷史偏見已漸漸緩和下來的今天，博士的裁定已被認為是文明世界法學界的定論。吾等在此為彰顯始終守護法律的正義和歷史的道理的柏爾博士的勇氣和熱情，同時為銘記其言辭作為給予日本國民的寶貴遺訓而建立此碑，期許將博士的偉業留傳於千古。
平成十七年（2005年）六月二十五日 靖國神社 宮司 南部利昭
拉搭．必諾爾．柏爾博士 簡歷
1886. 01. 27: 生於印度，卞加爾省，諾地亞縣
1911： 加爾格達大學法學院畢業
1923～1936： 加爾格達大學法學院教授
1927～1943： 印度政府法律顧問，印度高等法院法官
1944～1946： 加爾格達大學 副校長
1946～1948： 極東軍事裁判印度代表法官
判決日本被告全體無罪
1952～1967： 國際連合國際法委員會委員
1958、1962： 國際連合國際法委員會委員長
1966： 日本政府授予勳一等瑞寶章
1967. 01. 10： 於加爾格達去世，享年82歲』

圖片7：日本東京靖國神社之柏爾博士石碑（攝於March 2006）（攝於2006）

我們做為一個維護人權、正義、公平的人，當然要譴責從前日軍的「侵略行為」、「屠殺事件」、「七三一部隊活體細菌事件」，但是同樣地也要譴責蔣介石的「黃河決堤案」、「白色恐怖」、「山東流亡學生案」、「二二八事件」、「孫立人案」、 還有更多更多無法算計的類似案件，也譴責毛澤東的「富田事件」、「大躍進」、「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江澤民的「法輪功案」，和胡錦濤的「西藏大屠殺案」等等數不盡的案件。我們有沒有把這些案件等同視之，有否考量前因、後果、真相，有沒有把應該負責之元兇以公平的裁判後繩之以法？戰時或亂世的屠殺、姦淫是古今中外世界各國都有的普世現象，但也都應該予以譴責；然而我們有沒有無限上綱，有沒有做選擇性的歷史批判，有沒有做賊喊抓賊，有沒有指責別人的犯罪以證明自己的無罪，你有沒有自信五十年後的歷史學者不會指責杜爾門用原子彈殺死幾十萬無辜平民，甚至只過三天後再次投下第二枚原子彈，造成舉世震驚的傷亡和浩劫。
我在戰後數年後讀《聞kewadatsumino聲；聽吧！海洋的聲音》，是一本蒐集日本學生兵、少年兵出擊前留下來給家人的詩集、信件，裡面沒有一個人是主動要去殺人送死的，都是被迫不得不含著淚離開親人的， 那是我讀醫學院六年級在產房值班時的事情， 淚水溼透了整個枕頭，我現在還是要說讀那一本書不流淚的人不是人，是魔鬼也會流淚的一本書，但是現在有多少盲目的偏激瘋狂份子，有多少昧著良心甚至比魔鬼更魔鬼的知識份子（？）。這一切都是人腦在作祟，可怕的人腦，洗腦把人腦洗成魔鬼一樣的腦，連狗腦都不如，狗你只要帶牠幾天，即使你要殺牠，牠還是會忠心耿耿地跟著你走。
現在講到日本人時，有些人還在說日本精神、大和精神、武士道等，什麼住洋房、娶日本妻子、吃中國菜等這些已經落伍快一百年的觀念。現在的日本人已經不是六十年前的日本人，新時代的日本人當然包括女性在內的思惟、道德、倫理、禮貌都已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全盤改變了，這並不是說日本人變壞了，是說不管是哪一國的人或哪一民族或族群都同樣有一些好、壞兩極的人，但其他大部分的人是在中間或偏右或偏左，如果要說哪一國或民族或族群的人德行如何如何時，是講那一群人的德行較偏右或左而已，並不是說那一群人的每一個人都是那樣。多次到日本旅行以後，發覺日本人的德行漸傾向現實的一方，譬如在台灣你坐公車或捷運時還有約百分之四十的年輕人會讓座位給老弱婦孺，但在日本卻少之又少，至少我自己就不曾遇見過，即使有「優先座」等標示也是一樣；不過在日文網路上我也看過年輕人埋怨說，曾徑讓座位給老者時反而挨罵說你看我那麼沒有用嗎？使得他以後不知應該怎麼做。更早以前日本的計程車司機的禮貌的確很親切有禮貌，但越往後不太親切的司機越來越多。一般來說日本人的德行還算好，但是不是全部都好。我所要說的不要以一、兩句話就想把某一國或某一族群人的德行歸納出來；「以偏概全」不但是輕率，也是無可饒恕的偏執。
總之，我在日本本土的小學時代的記憶是永遠值得懷念的。
（完稿於 Nov. 12, 2006）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3）孩提時代

（三）孩提時代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在我五歲以前，因為父親還在讀大學的關係吧，我跟著母親住在我出生的彰化的鄉下坡心庄舊館。還有我的祖父和祖母（祖父的第三位妻子，是父親生母往生後的繼母，對父親很好，當然也很疼愛我，當時有錢人家娶五、六位妻妾的並不稀奇，祖父就娶有五位妻妾）也住在一起。在我的記憶裡，應該是五歲的時候，父親已從台北的日治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畢業，隨著在大學裡也有了一份工作，我就跟著母親離開了我出生的地方搬到台北來跟父親一起住。
在台北我們一家租住的家就在現在的南京西路北側靠鐵路邊附近（現在鐵路已經鑽入了地下看不到了）的房子，當時這附近一帶叫做下奎府町，不久又搬到一間在南京西路的北側一排房子之一的二樓。這兩處我住過的房子，在六十多年後的現在還保持著原貌。在高樓大廈林立，完全變了貌的台北市中可以說是很難得的現象，但料想大概也不會再繼續維持很久吧。
當時南京西路並沒有現在這麼寬，記得在戰爭末期，為了避免遭受美機轟炸的損失，路的南側拆了一次，戰後是不是又拆了一次就記不得了。在淡水線鐵路兩旁沿著鐵路邊種著兩排榕樹（？），依稀記得在幼稚園和小學一年級時，在傍晚的時分，跟著附近的玩伴拿著黏杆隨著蟬鳴聲找樹上的蟬黏捉。鐵路的東邊是一些日本式的矮房子，其中有一間較寬大的，戰後變成國民政府台灣省政府秘書長的宿舍，以後也不記得怎麼變的，最後變成現在的新光百貨大樓。淡水線的鐵路也消失到地下去了，到圓山站後才又從地下冒出來，變成高架，繼續跑到終站的淡水。還好，火車變成了電車，車的外貌雖然變了，但淡水線依然存在，從台北市中心一直到淡水，舊淡水線的回憶偶然也會出現在老一輩人的懷舊意識中。與之相比較，新店線鐵路老早就連影子都沒有了，在這匆匆忙忙的社會中，只留在一些老人的遙遠的模糊的記憶裡，也將跟著這些老人的凋謝，一點一點地消失，最後永遠從台北市失去蹤影，新新人類、新新新人類、新新新 ﹣﹣人類永遠不知道台北市有過叫做新店線的鐵路（不是捷運新店線）。
在現在的太原路靠近民生路附近陳祖厝有過一所幼稚園叫做「愛育幼稚園」，我就在這個幼稚園上過學。聽說還有幾位當時的同學偶而也開過同學會，因為我沒有參加過，也就不知道同學會的情況內容。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碰到過一位幼稚園的同學，他的記性很強，還記得我在幼稚園的遊藝會中扮演過老頭子的角色，想起來我從小的時候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以後還會提到），與他比較我的記性簡直太差了，一點兒記憶都沒有，往好的方面解釋，可能我的腦子裡面需要裝的事情太多了，只好把一些記憶排擠出去，忘掉了，以現在的電腦常識來比喻的話，就是電腦硬體有一定的容量，超過這個容量時就只好把一些舊內容刪掉，才能繼續容納新的記憶，不過現在的電腦比人腦好多了，才十年光景，硬體的容量增加了幾百倍，人腦不但容量沒有增加，與年紀的增長記憶力越來越差，記不起來不久前發生過的事情，淒然察覺到最後一天的足音的接近，實際上有很多同學已相繼離開這世界。 小學我念的是當時的台北師範學校附屬的教學實習小學叫做附屬公學校，簡稱「附公」。當時的台灣小孩念的小學校都叫做「公學校」，日本小孩念的小學校才叫做「小學校」，一個叫做公學校一個叫做小學校，都是小學教育，教育的內容一樣，只是念的人不同而已。台灣小孩也可以上小學校，但是真的去念的人並不多，可能也有上學前所用的語言以及生活習慣上的問題的關係。當時的中學雖然沒有硬性的規定也有日本人較多和台灣人較多的學校的區別，但並沒有規定哪一個學校台灣人不許念的規定，只是自然而然地形成這一種區別。
七歲時入台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念小學一年級，但在第二年因父親工作關係，隨父親東渡日本的舊都京都，轉就讀於京都市立北白川小學，因此關於附公一年多的記憶就很模糊。
於一九四三年小學畢業後考入了日本當地的京都府立第一中學校，但在入學後才一個多月，突然又因父親的工作關係不得不舉家跟著父親回台灣。本來父母也想過把我單獨一個人留在日本繼續讀中學，也早就準備好了一切自己生活需要的東西及技術（如縫紉），但是當時太平洋戰爭已進入末期，日本已開始節節敗退，日本台灣間的航線船隻已成為美國潛艇的攻擊目標，在我們回來之前不久已有一隻客船（高千穗丸）被擊沈，因此考慮到回台灣的船程有萬一時只留下我一個人也不忍心吧，最後決定一家共生死，我也就沒有留下來。有時候回想時會想到，如果當時我沒有回來的話也許我的一輩子走的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但也有可能在兩年後戰爭結束時，我就打包跑回台灣了，那我走的路跟現在走過的應該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因為戰後三十年，戰前留日台灣人的命運，在戰後一直留下來和戰後馬上回台灣的人之間，在以後的命運有了很大差別。為莫名其妙的所謂祖國情懷，戰後早期回到台灣的人，很多人面臨到不幸的遭遇。
實際上，從日本到台灣只要三天的航程，但是當時，我們的船組成船隊在軍艦的保護下，繞道大陸沿岸，花了整整七天才到達基隆港，也真的差一點沒有葬身海底當魚餌。我們坐回來的一萬頓級客船「大和丸」就在不久後也被美國的潛艇擊沈了。
回台灣後想轉入台北的中學，但因為在匆忙回台灣時，沒有把轉學證件辦理齊全，而且當時與日本間的通信也已不太通暢無法聯繫，也因為當時我的身體也不是很強壯，也就在父親和父親的老師的安排勸導下，再在小學多讀一年，當時叫做小學高等科後，於次年的三月重新考入當時的台北州立第二中學，就是現在的成功中學了。
當時戰爭已到末期，台灣也已開始受到美軍軍機的轟炸，因此學校不久也成半停課狀態。為避免受空襲遭傷害，我們一家人也暫時先疏散（當時叫做疏開）到景尾（現在的景美），大家可不要以現在的景美來想像，當時的景美還算鄉下呢。但不久後，住家後面掉下來五百公斤的美軍炸彈，因此又再度往更鄉下疏散，回到出生地的員林的鄉下（坡心庄），現在的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爭結束，父親先回到台北任所，我們一家人則到了十二月才從鄉下回到台北來。
（May, 1996 年完稿）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2）出生

（二）出生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老醫於一九三○年的年底出生在台灣中部的鄉下，那個時候叫做台中州員林郡坡心庄舊館村，六歲時搬到台北市來。
這是現在的彰化縣埔心鄉舊館村，原來在員林站下火車後離員林鎮還有一段路程，但是有了高速公路後由員林交流道下來反而比員林鎮先到。 我出生的地方叫做「新館」，是吳家祖先為了散離在從台南到台中之間的各處田地財產收租時的住宿方便所建立的十三個公館中的最後一站，每一個公館到另一個公館的距離聽說是一天的路程？所以「新館」當時當地的人也叫做公館，不過是半公館，是否到台中只要半天路程的緣故吧，是我的猜想。 我六歲就搬到台北來，我的記憶力比別人差很多，連成長以後的事情別人記得清清楚楚地，我卻常常一點兒印象記憶都沒有，譬如幼稚園的同學記得我在遊藝會時演老頭兒的角色，我卻連同學是誰都不記得，何況六歲以前的事情。所以我對我的出生地的記憶應該是在中學時為躲避美軍的空襲轟炸疏散回到故鄉時的印象才正確。
記得是有一個公廳和一棟住房，都是土塊砌成的。前面有一大塊前庭，兩旁和後面是果子園，有一道夾在兩排楊柳樹中的小徑通到外面的道路，小徑的兩旁有兩個五十公尺直徑大的池塘，在我的記憶裡是非常大的，在小孩子的眼睛裡周圍的景象都覺得很大，當在五十年後去看它時就沒有記憶裡的那麼大了，但對於在城市裡生活的人來說應該是也是很寬大的。記得每年都要輪流放乾池裡的水，撈上池裡的鰱魚、草魚、蝦、鱉來賣。有時候我也在池旁釣小蝦，還有滿池塘的荷花和鵝、鴨群在水上的閒游。
果子園裡有香蕉、柚子、芭樂、龍眼、蓮霧、椪柑等各色各樣的果樹和果子，小時候我最怕的是在柚子樹上下跳來跳去的高腳蜥蜴。這些記憶讓我對於我出生的地方有些嚮往，曾經也夢想過有一天還有機會回到悠閒的鄉下過日子，但在祖父過世後，我出生的地方也變成別人的產業，只在退休前幾年時，路過員林特意拐進去憑弔了一陣子 ，大概以後也沒有機會再去了。

沒有生涯規畫的生涯－回憶錄（１）

開場白

隨波逐流，不忮不求，與世無爭，仍不免驚濤駭浪，

不曾料到，享月退休，不多不少，維生殘年不必憂，

敲打鍵盤，遨遊網路，既獲亦予，名利皆在餘生外。

（註：開場白、出生和孩提時代三章脫稿於十年前，因此時、人、事都有些突兀或疏離請見諒）

老師你以前在哪裡？ 問了前輩主治醫師也都說不知道。
是問我在哪裡工作的意思吧。
給北醫（台北醫學院，現醫學大學）的見習醫師上了每週一次的床邊教學課後離開前的短暫的一刻，一位學生有一點不好意思地問。
他們大概知道我是已經離開第一線工作，即退出江湖的人，但是對我的來歷則一團迷霧，也有一點好奇。
在北醫給學生上課和做床邊教學也有十五年啦，竟然沒有給學生留下一點點兒印象。 有一絲兒悵然。不過，想起來也有其原因、道理，要這樣安慰自己，不然會老衰得更快。
北醫雖然在台灣眾多的醫學院中有其長久的歷史和地位，但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像樣的一所屬於自己的附設醫院，老師也由一大堆像我這樣的兼任教師來擔任，所以有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慘澹經營的時期。
當然這是以前的情況，最近幾年來的北醫在各方面的建設是有目共睹的。現在絕大部分的師資是專任的，也已有現代化的自己的醫院，在學術研究上也有豐碩的成果等等。
像我這樣的兼任教師，應該算是慘澹經營時期的北醫極少數留下來的小小遺跡吧－－大 概是學校方面顧到情面不好意思解聘，很有耐心地等到兼任教師應退休的時機到了自動離開消失－－也就這樣給新新人類的準醫師們一點點懷古、緬懷和迷思？
兼任教師一年只上幾堂課，床邊教學雖然每週有一次，但是，是一種小班制教學。每次上課的學生不過五到十位左右，三、四個禮拜就換一組，而且北醫的學生並不是全部都在自己的附設醫院見習、實習，還有一大堆學生是分散到其他醫院實習的。你有機會在床邊教學見到的準醫生們，不過是在自己的醫院實習的每一年級學生的四、五分之一而已，因此也不能怪大部分的學生不認得你，何況你又不是什麼大牌名教授？
我也應該知道時空不一樣了，我們求學時的“什麼一夜夫妻百世恩，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古老觀念，不但早進了博物館，也不知道擺在哪個角落，也沒人知道其存在的時代了，還想要學生認識老師。連「有學生老師才能領薪水養家眷」類的想法也早已是屬於古董類的思維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一些場合，也會遇到不認識的年輕醫師叫你一聲老師或教授以對老師之禮待你時，又有另外不同的感受了。
我曾在幾年前跟學生們閒聊過，在北醫那漫長一段辛苦的日子裡，畢業出去的很多同 學，他們現在都已成為在醫界各領域活動的領導人物，而且比率還很高呢。開業的醫師不必講，你轉頭周圍看一看，各地榮民總醫院、各地的長庚醫院、新光醫院、國泰醫院、馬偕醫院、各省、市立醫院當院長、各部科主任的不都是北醫畢業的同學嗎？ 也有不少人在政界、各醫學會、醫師公會做領導人。所以說一個學校即使硬體不怎麼理想，只要料子好，自己肯努力上進，硬體是不會左右他們的發展前途。
話說學生問我做過什麼事，我們都不認識你。我這個老老師的即時反應是，糟糕， 是不是教的不好，學生才會有這麼個疑問。接著的反應是，不！大概學生無論如何也不會沒有禮貌到這一種程度。那麼應該是反面的，教學大概尚能夠讓學生滿意，所以反而讓學生覺得你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老師究竟是幹啥的，稍稍起了好奇的疑問。這麼一想就安心了。希望不是自我陶醉。
啊！糟糕！大概是老邁的關係吧，說了說了竟把話題帶進了叉路，該把話題帶回原點 。
話說老醫於一九三○年出生在台灣中部的鄉下----
在北醫給學生上課和做床邊教學也有十五年啦，竟然給學生留下一點點兒印象都沒有。
有一絲兒悵然。不過，想起來也有其原因、道理，要這樣安慰自己，不然會老衰得更快。
北醫雖然在台灣眾多的醫學院中有其長久的歷史和地位，但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像樣的一所屬於自己的附設醫院，老師也由一大堆像我這樣的兼任醫師來擔任，所以有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慘澹經營的時期。
當然這是以前的情況，最近幾年來的北醫在各方面的建設是有目共睹的。現在絕大部份的師資是專任的，也已有現代化的自己的醫院，在學術研究上有豐碩的成果等等。
像我這樣的兼任教師，應該算是慘澹經營時期的北醫極少數留下來的小小遺跡吧－－大 概是學校方面顧到情面不好意思解聘，很有耐心地等到兼任教師應退休的時機到了自動離開消失－－也就這樣給新新人類的准醫師們一點點懷古、緬懷？和迷思。
兼任教師一年只上幾堂課，床邊教學雖然每週有一次，但是，是一種小組教學。每次 上課的學生不過五到十位左右，三、四個禮拜就換一組，而且北醫的學生並不是全部都在自己的附設醫院見習、實習，還有一大堆學生是分散到其他醫院實習的。你有機 會在床邊教學見到的准醫生們，不過是在自己的醫院實習的每一年級學生的四、五分 之一而已，因此也不能怪大部分的學生不認得你，何況你又不是什麼大牌名教授？
我也應該知道時空不一樣了，我們求學時的“什麼一夜夫妻百夜恩，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古董觀念，不但早進了博物館，也不知道擺在哪個角落，也沒人知道其存在的時代了，還想要學生認識老師。連「有學生老師才能領薪水養家眷」類的想法也早已是屬於古董類的思想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在一些場合，也會遇到不認識的年輕醫師叫你老師或教授一聲以對老師 之禮對待你時又有另外不同的感受了。
我曾在幾年前跟學生們閒聊過，在北醫那漫長一段辛苦的日子裡，畢業出去的很多同 學，他們現在都已成為在醫界各領域活動的領導人物，而且比率還很高呢。開業的醫師不必講，你轉頭周圍看一看，各地榮民總醫院、各地的長庚醫院、新光醫院、國泰醫院、馬偕醫院、各省、市立醫院當院長、各部科主任的不都是北醫的畢業同學嗎？ 也有不少人在政界、各醫學會、醫師公會做領導人。所以說一個學校即使硬體不怎麼理想，只要料子好，自己肯努力上進，硬體是不會左右他們的發展前途。
話說學生問我做過什麼事，我們都不認識你。我這個老老師的即時的反應是，糟糕， 是不是教的不好，學生才會有這麼個疑問。接著的反應是，不！大概學生無論如何也 不會沒有禮貌到這一種程度。那麼應該是反面的，教學大概尚能夠讓學生滿意，所以 反而讓學生覺得你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老師究竟是幹啥的，稍稍起了好奇的疑問。這麼 一想心也安了。希望不是自我陶醉。
啊！糟糕！大概是老邁的關係吧，說了說了竟把話題帶進了叉路，該把話題帶回原點 。
話說老醫於一九三○年出生在台灣中部的鄉下----

清兵衛跟葫蘆 （華、台語文翻譯）

清兵衛跟葫蘆（華、台語文）

志賀 直哉 原作 吳昭新 華語翻譯

（到台語文頁）

這是一個叫做清兵衛的小孩跟葫蘆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以後清兵衛和葫蘆不再有緣分，可是不久之後，清兵衛有了代替葫蘆的東西了。那是繪畫這事，他現在跟過去熱中於葫蘆一樣熱中於繪畫……。清兵衛偶而會買葫蘆回來這事情，他雙親也是知道的。清兵衛大概有十個左右的從價錢三、四分到一角五分的帶皮的葫蘆。他把切葫蘆的口，取出裡面的種籽這一種事兒都自個兒做得很熟練。塞子也自己做。開始時先用茶銹來祛除臭味，然後用把父親喝剩下來的酒儲存下來的拿來不斷地磨擦葫蘆。
清兵衛的著迷實在是太過分了。有一天他仍然滿腦子想著葫蘆，在沿海的路上走，這時突然他眼裡看到一件東西，他嚇了一跳。那是從路邊背著海濱排開來的攤子中的一間跑出來的一個老頭的禿頭腦袋瓜兒。清兵衛真的以為那是葫蘆。「真是很不錯的葫蘆一個」，有一會兒，他這麼想著而沒有自己發覺。── 當自己發覺時，真的，他自己也覺得怎麼會這樣子。那老人擺動著那色彩醒目的腦袋走進了對面的小巷中。清兵衛突然覺得好笑，自個兒一人出聲哈哈大笑起來。真的受不了了，他笑著跑了約五百公尺，但是仍然笑個不停。
因為著迷到那麼深，所以當他在街上走動的時候，不管是古董店、蔬菜店、家用雜貨店、賣零嘴的店或者專門賣葫蘆的店，只要是店裡吊著葫蘆的，清兵衛一定會站在店前面一直盯著那些葫蘆看。
清兵衛是十二歲，還在小學校上課。當他放學回來時，他不會跟其他小孩玩在一起，常常一個人走到街上去看葫蘆。在夜裡，則在起居間的角落盤坐下來，修整他的葫蘆。修整好了以後就灌入酒，用面巾包裝起來，收在罐子裡頭，整個放在被爐 【註1】 中才去睡覺。第二天早上一醒過來，他就馬上把罐子打開來看一看。葫蘆的外表全都冒著汗。他一直看個不厭，然後小心翼翼繫上絲線把它掛在陽光照得到的屋簷下，才上學去。
清兵衛所住的地方是商業圈又是碼頭區，雖然說是市，其實說起來應該是個小地方，大概約二十分鐘就可以把細長的市區那長的一邊走完。所以說，即使有相當多的賣葫蘆的店，對於差不多每天都走著看那些葫蘆的清兵衛而言，大概所有的葫蘆都已看遍了。
他對於老舊的葫蘆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只對那些好像還沒有切口的還帶有外皮的葫蘆才有興趣。而且他所持有的葫蘆大部分都是所謂的葫蘆形的，比較平凡的形狀的葫蘆。
「是小孩子嘛，要說葫蘆就應該這樣才會合他的胃口讓他喜歡呢」來找他做木匠的父親的客人，看著在旁邊的清兵衛熱心磨擦著葫蘆，這麼說。他的父親皺著眉頭苦著臉回頭看看清兵衛說：「不過才是一個小孩子，還想玩弄什麼葫蘆…」。
「阿清啊，只有那些沒有什麼好玩的，有多少個都沒有用啊，怎麼不買一些奇形怪狀的？」客人說。
清兵衛毫不介意地回答說：
「這樣的才好啊」。
清兵衛的父親跟客人的對話轉到有關葫蘆的話題上。
「這春天的品評會做參考品陳列出來的馬琴 【註2】 的那葫蘆真是太好了」清兵衛的父親這麼說。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葫蘆呀」
「很大，而且很長呢」
聽著這樣的對話清兵衛笑在心裡。所謂馬琴的葫蘆是當時相當有名的葫蘆，但是清兵衛看了一下，── 也不知道到底馬琴是何方人物──立刻就認為也不怎麼樣，沒有什麼價值，也就馬上離開那裡。
「那葫蘆我一點都沒有興趣，只是龐大而已，沒有什麼」清兵衛這樣插話了。
聽到他這麼一說，他的父親瞪著眼睛生氣了。
「什麼！既然什麼都不知道就不要開口！給我住嘴！」
清兵衛不再開口了。
有一天，清兵衛在後街走著，在平常看不到的地方，裁縫的格子門兒前面，有個老婆婆擺著乾柿子和柑橘的攤子，在那後面他發見在格子門兒上面吊著二、三十個葫蘆。他馬上靠近去說：「讓我看一看好嗎？」就一個個好好兒端詳。他看到了一個約五寸長，看起來是普普通通的形狀，但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讓他興奮的好葫蘆。
他的心臟怦怦跳得很快，問她：
「這個要多少錢？」。老婆回答說：
「小孩子嘛，算你便宜，十分錢就好」。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這樣，一定不要賣給任何人喔。我馬上拿錢來」再三叮嚀著，一轉頭就往回頭跑。
不久，紅著臉哈哈喘著氣跑回來，拿到了葫蘆就又跑回去了。
此後，他一直離不開那個葫蘆，到學校也帶著那葫蘆，甚至最後在上課中有時候也在桌子下面磨擦著那葫蘆。任課的教師發現了這情形，因為是在上修身的課所以教師更加生氣。
對於從外地來的一個教師來說，看到本地人愛好葫蘆的情況絕對是頗不高興的。這位教師喜歡談武士道，雲右衛門 【註3】 來的時候，平常光是要走過都有些怕怕的在新開發地的戲棚，他是一個演四天的戲中會三天去聽的人，所以對學生在操場上唱戲也不曾發那麼大的脾氣，可是對於清兵衛的葫蘆就大聲叫嚷大發脾氣了。「到底將來也不會是一個有出息的人」，連這種話都講出來了。而且把他花很多心思和時間的葫蘆當場給沒收了。清兵衛連哭都哭不出來。
他的臉鐵青，回家後就躲進被爐內只呆呆地發愣。
這時候，抱著書本的老師來找他的父親。他父親到外面工作不在家。
「這一種事情應該在家庭裡就要管教好…」老師這麼說著嚴厲責備清兵衛的母親，他母親只能誠惶誠恐地聽著。
清兵衛對於那教師的固執態度突然感到恐懼，顫動著嘴唇一直萎縮躲在房間的一角。教師的背後的柱子上吊著很多已修整好的葫蘆，清兵衛一直擔心是否就會被看到，心裡頭一直惶恐著。
說了一大堆埋怨的話以後，教師終於沒有注意到背後的葫蘆就回去了。清兵衛才吐了一口氣放下忐忑的心來。他的母親終於哭出來，然後開始嘮叨了一大遍埋怨的話。
不久，清兵衛的父親從工作回來了。當他聽到事情的始末後，忽然把在旁邊的清兵衛揪住痛揍一番。清兵衛又被罵「將來沒有出息的東西」。也挨罵：「像你這樣的傢伙從家裡給我滾出去！」。
清兵衛的父親無意中注意到柱子上的葫蘆，拿來大鐵鎚把它們一個個敲破。清兵衛只能鐵青著臉躲在一邊不敢出聲。話說，教師把從清兵衛沒收的葫蘆，像要丟掉一個骯髒的東西似的給了年老的校工。校工拿回家後把它吊在自己燻黑的小陋房的柱子上。約莫過了兩個月以後，校工為了需要小錢，無意中想到要把那葫蘆多少錢都好把它賣掉，就拿了葫蘆到附近的古董店去。古董店的老闆一直細心瞧看葫蘆後，一下子臉色顯得冷冷地把它塞回給校工面前說：
「五塊錢我就給你買」
校工心裡驚跳了一下，但是他是聰明人，就面不改色地回答說：
「只有五塊錢，太離譜了，不行」。古董店老闆馬上就把價錢提高到十塊錢，校工還是說不行。
最後好不容易古董店老闆才以五十塊錢收買到那個葫蘆。──校工心裡暗喜白白從教師那裡獲得等於他的四個月份的薪水覺得很幸福。但是，校工當然沒有把這一件事情對教師，也沒有對清兵衛提起，當做完全沒有這一回事兒。因此，有關於那葫蘆後來怎樣也沒有人曉得。
可是，那聰明的校工萬萬也沒有能想像到，古董店老闆把那葫蘆以六百塊錢賣給地方上的資產家。
…清兵衛現在熱中於繪畫。當這個畫畫成時，他心裡已經不怨恨教師，也不怨恨把他所愛的十來個葫蘆用大鐵鎚敲破的父親。
但是，他的父親對於他繪畫的事情也要開始嘮叨了。

【註釋】
被爐：日語「炬?」。是日本暖房器具的一種。 熱源（古時是用木炭、現在是電?置）的上面放

個架子（現多稱炬?机）上面蓋著被子，腳放進被子內取暖。
馬琴：曲亭馬琴（1767年7月4日）～（1848年12月1日）是日本江?時代後期的戲劇作家。本名瀧澤興邦或寫做??興邦。現教科書多寫成??馬琴，但是這是明治以後被使用的表記，本人從未使用過??（瀧澤）馬琴這筆名。《南?里見八犬伝》是其名作。
雲右衛門：桃中軒 雲右衛門（1873年 - 1916年11月7日）是明治時代後期的浪曲師（以三味線琴做伴奏談唱故事）。本名岡本峰吉。1903年（明治36年）因辛亥革命的協力者宮崎滔天、超?家主義?体玄洋社的後援完成《義士伝》。鼓吹武士道為旗誌。於1907年（明治40年）在大阪中座、東京本?座大叫座。?年生病，在極貧困中去世。 （Sep. 27, 2006 華語文翻譯）

（到台語文頁）

橘子（華、台語文翻譯）

橘子（華、台語文）

芥川龍之介 原作 吳昭新 中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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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陰霾的冬天傍晚。我坐在由橫須賀出發上行的火車貳等車廂的一角，茫然等待著開車的汽笛。早已開了電燈的客車裡面，除了我以外沒有一個乘客，這是平常很少見的。窺看外面，微暗的月台上今天連一個送行的人影都看不到，這也是少見的，只有一隻被關在籠子裡面的小狗，偶而悲傷地吠叫著。真難於相信，這些情景是這麼酷似我當時的心情。無法形容的疲勞和倦怠，宛如下雪天昏暗的天空的陰影，籠罩在我的腦海裡。我一直將雙手插入大衣的口袋中，一點兒也沒有動，也沒有一點點兒氣力想要把放在那裡面的晚報拿出來看的念頭。不過，一會兒開車的汽笛響了。我覺得心情似乎稍微寬慰了一些，於是把頭靠在後頭的車窗邊，茫然等待著眼前的車站開始慢慢兒向後移動。可是在這之前，從剪票口的方向傳來慌張的矮木屐的聲音，但隨著車掌不知原因的詈罵聲，我坐的車廂的門兒忽然嘎喳一聲敞開了，慌慌忙忙進來了一個十三、四歲模樣的小姑娘，就在這時候火車笨重地搖了一下，開始徐徐地開動了。一根根劃分視界的月台的柱子、給人遺忘了似的運水車、還有不知向車內哪一位客人道謝小費的戴紅帽的搬運伕──這一切，在吹向車窗的煤煙中，似乎心不甘情不願地往後倒過去。我的心情才鬆懈下來，一邊兒點燃香煙，一邊兒頭一次懶洋洋地睜開眼瞼，瞄了一下坐在對面座位的小姑娘的臉龐。
那是將乾燥的頭髮在後頭束成蝴蝶結，有橫痕的滿是皸裂的兩頰紅得有些可怕的，怎麼看就是一個鄉下姑娘。而且在有些骯髒的黃綠色的毛線圍巾無力地垂下的膝上，有著一個大包袱。那抱著大包袱的凍傷的手中像寶貝似的緊握著三等車廂的紅色車票。我不喜歡這小姑娘的那卑俗的臉龐，而且她那髒兮兮的服裝也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最後，對於連二等和三等也不會區別的她的愚鈍也很氣憤。因此點燃了香煙的我，一來也可能有意想要忘掉這小姑娘的存在吧，就把口袋裡的晚報漫然攤開在膝上來看。就在這當兒，落在晚報上的從外面進來的光線，突然變成電燈的光線，有印刷不好的幾欄鉛字意外鮮明地浮現在我的眼前。當然不必說，火車進入了橫賀須線特別多的隧道中的第一個。
但是即使把那被電燈光照出來的晚報的全部版面瀏覽了一下，若是說，是要為了安撫我的憂鬱，社會大眾還是過度熱中於太多太平凡的事情：講和問題、新娘新郎、瀆職事件、訃告──當進入隧道的一瞬間，我雖然感受到有如火車正朝著反方向跑的錯覺，仍然將乏味的報導一項項幾乎就像機械似地瀏覽了一下。可是這其間我當然還是不得不，不斷地意識到那小姑娘以宛如將卑俗的現實變成一個人似的臉龐坐在我面前。這隧道中的火車和這鄉下小姑娘、還有這些幾乎都是平凡的報導的晚報，──如果這不是象徵，不然是什麼？如果不是不可理解的、下等的、無聊的人生的象徵，又是什麼？我覺得一切都很無聊，把剛開始看的晚報丟開，又把頭靠在車窗邊，好像死了似的閉著眼睛，開始有些朦朦朧朧想睡了。
過了幾分鐘以後的事情，忽然感覺到好像受什麼東西威脅似的，急忙看了一下周圍，不知道什麼時候，那小姑娘已從對面的座位移到我的鄰座，三番五次想把車窗打開。但是，笨重的玻璃窗似乎沒有那麼容易打開來。那滿是皸裂的兩頰愈來愈紅，偶而吸入鼻涕的聲音和細小的喘不過氣的聲音混在一起，急促地進入我的耳朵裡。我確信這些事當然會多多少少足以博得我的同情。但是，暮色中只有枯草明亮的兩側的山腹已迫近到窗邊的景色，就能夠知道火車快要到隧道的入口，這是很容易讓人理解的。雖然是這樣，這個小姑娘還是特意想要打開關閉著的車窗──我無法了解其理由。不，對於我而言只能想是，那不過是小姑娘一時的心血來潮。所以我心底下依然懷著嚴厲的感情，以好似祈望那種事永遠不會成功的冷酷的眼神，觀看著那凍傷的兩手拼命想把玻璃窗打開的模樣。不久，以猛烈的聲音火車衝進隧道的同時，小姑娘一直想打開的玻璃窗，終於噗通一聲掉下來。然後從其四角形的洞口好像溶化了煤煙的墨黑的空氣，突然變成幾乎要讓人窒息的煙，開始濛濛瀰漫了車廂。本來就咽喉不舒服的我，也無暇用手帕來矇住臉，因為滿臉被煙所濛住，幾乎咳到無法喘息。但是，小姑娘一點都沒有要理會我的樣子，從車窗向外伸出脖子，讓在黑暗中的風吹飄著蝴蝶結的鬢髮，一直目不轉睛，凝視著火車進行的方向。當在煤煙和電燈的光線下看著那模樣時，車窗外面眼看著很快就明亮了，如果沒有從那兒飄進來的土壤的氣味、枯草的氣味、和水的氣味時，好不容易才不再咳嗽的我，一定會大罵這個不認識的小姑娘，要她把車窗關閉回到原有的位子。
但是在這個當兒，火車已經安然穿過了隧道，正要通過夾在枯草的山與山中間的一個貧窮的村外的平交道。在平交道的旁邊，簡陋的稻草屋頂和蓋瓦屋頂雜亂成一堆，大概是平交道的守護員在揮動吧，只有一支灰白色的旗子在懶散地搖動著暮色。想著好不容易才出了隧道──就在那時候，在蕭索的平交道的木柵的那邊兒，我看到紅著雙頰的三個小男孩擠在一堆肩並肩站著。他們都看來好像被這陰暗的天空壓扁了似的，一樣地長得很矮小。他們也都穿著跟這村外的陰慘的風物同樣顏色的衣衫。他們抬頭看著火車通過時，一齊舉起手，也同時盡可能地拉長脖子突顯那細小得可憐的喉頭，從那兒拼命迸出聽不懂意思的喊聲，就在這一瞬間，從車窗探出半身的小姑娘，把那凍傷的手一伸出，使勁兒左右揮動，就在這時候，忽然間有大約五、六個讓人心動的暖和陽光色的橘子從天上散落到正在送火車通過的小孩子們頭上來。我突然愣住了，也在這一剎那間了解到一切的一切。小姑娘，猜想是將要前往雇主家做幫傭的小姑娘，將她藏在懷中的幾棵橘子從車窗拋出去給專程到平交道來送行的弟弟們做回報。
帶著暮色的村外的平交道和像小鳥一樣叫出聲音的三個小孩，再加上掉落到他們頭上的鮮豔的橘子的顏色──一切在火車的外面一瞬間就通過去了。但是這一光景，極其鮮明地烙印在我的心中。然後，從此我意識到有一股模糊的開朗的心情湧上來。我昂然抬頭好像看另外一個人似的注視那小姑娘。小姑娘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回到我對面的座位，仍然把皸裂的雙頰埋在黃綠色的毛線圍巾中，在抱著大包袱的手中，緊緊握著那三等車票。……我這個時候才能夠稍微忘掉無法形容的疲勞與倦怠，同時也忘掉那不可理解的，下等的，無聊的人生。
（2006. 06. 22 華語翻譯）

鼻子 （華、台語文翻譯）

鼻子（華、台語文翻譯）
芥川龍之介 原作 吳昭新 中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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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要說禪智內供的鼻子，在池乃尾地方是沒有人不知道的。長有五、六寸，從上唇的上面一直垂到下巴下面，其形狀從鼻根到鼻尖都同樣粗，可以說是像細長的香腸的東西，吊在臉的中央。
年紀已五十歲出頭的內供 (註:1)，從早昔做沙彌 (註:2) 的時候到現在已升任為內道場供奉 (註:1) 之職，內心始終為這個鼻子所苦悶。當然表面上，現在也還是裝著毫不在乎的樣子。這不只是想到以應專心渴望來世淨土的僧侶之身，還掛念著鼻子是一件不妥當的事，主要還是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自己成天在乎鼻子的事。因而內供在日常的談話中，比任何事情都怕出現鼻子這一句話。

內供因鼻子覺得為難有兩個理由。── 一個理由是鼻子長實際上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首先，要吃飯時不能夠自己一個人吃。自己一個人吃的時候，鼻子的前端會碰到碗中的飯，因此在吃飯時，內供讓一個弟子坐在飯桌的對面，用寬一寸長二尺的板子，把鼻子托起來。但是這樣子吃飯，對弟子而言，也對鼻子被托起的內供而言，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有一次，代替這位弟子的小沙彌，因打噴嚏手抖了一下，竟把鼻子掉進稀飯裡的故事，當時傳遍了京城。── 但是這件事對內供而言，絕不是他為鼻子而苦悶的重要原因，內供真正苦悶的是，因鼻子而受損的自尊心。

池之尾街的人們傳言說，幸好禪智內供不是俗人，不然他有這樣的鼻子，沒有女人願意做他的妻子。當中也有人批評說，因為他大概是有那樣的鼻子，才會出家做僧侶。但是內供自己卻沒有這麼想，他也不認為自己出家做僧侶因而多多少少減少了因鼻子所引起的苦悶。內供的自尊心太細膩了，所以不會為了像娶妻這樣的結果論所左右。內供，積極地也消極地嘗試恢復遭受毀損的自尊心。

內供首先所想的是，如何讓這個長鼻子看起來比實際的短。因此在沒有人在旁邊的時候，面對著鏡子，從各種角度照著臉看看，很熱心地嘗試各種辦法。有時候，只換一換臉的方位還不能放心，因此有時候用手掌托著雙頰試試看，也嘗試把指頭放在下巴，這樣很耐心地看看鏡子裡面。但是，從來沒有一次能讓自己滿足，鼻子看起來變短了。有時候好像覺得越想為鼻子動腦筋，鼻子反而看起來越長。內供在這個時候，就會把鏡子收回到箱子裡面，一邊嘆息一邊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到原來的讀經桌子去讀觀音經。

另外內供他也經常介意別人的鼻子。池乃尾寺是經常舉行各種法事講經的寺廟。寺內密密蓋著一間連一間的僧舍，在浴室裡寺內的僧人每天燒熱水，因此進出這裡的僧人和俗人也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內供把這些人的臉不厭其煩地一個個端詳，希望在這些人裡面一個也好，能找到有跟他一樣鼻子的人，好讓他覺得欣慰。所以在內供的眼裡深藍色的水干 (註:3) 、白色的帷子 (註:4) 都不會引起他的注意。何況橘子色的帽子、笨重的法衣，都已看慣了，簡直是視若無睹。內供不看整個人只看鼻子──但是，雖然有鷹鉤鼻的，但沒有一個人有像內供的鼻子。一次又一次沒有找到時，內供的心情漸漸地又變得不愉快。當內供跟人家講話時，會情不自禁地摸一下下垂的鼻尖，雖然年紀大了仍會臉紅，都是因為這不愉快的心情所使然。

最後，內供也期望過，在佛教經典或其他經典中能找到跟自己的鼻子一樣的人物來，這樣多多少少能安慰自己。但是在哪一種經文中都沒有記載目連 (註:5) 或舍利佛 (註:5) 的鼻子是長的。當然龍樹 (註:6) 或馬鳴 (註:6) 也是有跟一般人一樣的鼻子的菩薩。當聽到中國古代的故事，聽說劉玄德有一對長耳朵時，他想如果那是鼻子的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可能會不覺得那麼寂寞吧。

當然不必在這裡再特別提起的是，內供在一邊做這樣辛苦的工作時，另一邊也積極地嘗試使鼻子變短的方法。內供在這一方面能夠做的事情都已做過了。也曾經嘗試過煮烏瓜湯來喝，也把老鼠的尿抹在鼻尖上，但是，無論怎麼做，鼻子依然如故，從上唇垂下來有五、六寸長。

話說某一年的秋天，順便為內供辦事上京去的弟子，從認識的醫生那邊學到將長鼻子變短的方法。那醫者是從中國來的男子，當時是長樂寺的供僧 (註:7)。

內供一如平常，裝做不介意鼻子的事，也故意不說要立刻嘗試那個方法。但是在另一方面，卻以輕鬆的語調說，每次吃飯時都要麻煩弟子是非常心疼的事情。當然內心是盼望著弟子能來說服自己嘗試這一方法。當然弟子不可能不知道內供的這一策略，但是比起對內供這策略的反感，弟子比較同情內供不得不採取這策略的心情吧，弟子如內供所期待，開始好言勸他嘗試這一方法，而內供自身也如他自己所預期，最後還是聽從了這熱心的勸告。

那方法只不過是用熱水煮鼻子後，讓人來踩那鼻子的極為簡單的方法。

熱水是每天在寺裡的燒水房裡煮沸，於是弟子把燙得連指頭都無法伸進去的熱水，很快舀在提桶中，從燒水房中搬來。但是如果把鼻子直接放進提桶內時，可能熱水氣會燙傷臉，因此在折敷 (註:8) 上鑿了一個洞，做為提桶的蓋子，從那洞把鼻子放進熱水中。只有鼻子放進在這熱水中，一點都不會覺得燙，過了一會兒弟子說：

「大概已經煮好了」。

內供苦笑了，因為他想到，只聽這句話誰都不會知道是在說鼻子。鼻子被熱水蒸煮後，有些像被跳蚤所咬後的那一種癢癢的感覺。

弟子等內供從折敷的洞抽出鼻子後，將還在冒熱氣的鼻子開始用雙腳用力踩。內供橫躺著，將鼻子伸在床板上，眼看著弟子的雙腳上下動著。弟子偶而用同情的表情從上面看著內供的禿頭這樣說：「不痛嗎？醫生說要用力踩，但是不痛嗎？

」 內供想搖搖頭，要表示不痛的意思。但是因為鼻子被踩著脖子不能隨意動，因此眼睛往上面斜看著弟子的有龜裂的腳，用好像很生氣的口氣回答說──「我說不痛」。

老實說，因為鼻子被踩的地方正是發癢的地方，不但不覺得痛，還不如說是很舒服。這樣踩了一會兒，不久有粟粒狀的東西在鼻子上出來了。看來蠻像把整隻拔光了羽毛的小鳥給燒烤了的樣子。弟子看到這樣情形時，停了踩踏的腳喃喃地這樣說：

「是說要把這個用鑷子拔掉。」

內供似乎不太高興的樣子，把雙頰鼓脹起來，但是默默地讓弟子任意去做。當然不是不知道弟子的好意，雖然知道，但是自己的鼻子被當做簡直像物品玩弄的話，還是覺得不愉快。內供用要接受不信任的醫生的手術病人似的表情，雖然不服氣，還是看著弟子從鼻子的毛孔用鑷子抽出脂粒的模樣。脂粒極像羽毛的根莖的樣子，抽出時約有四分長。

不久這這些動作完成一遍後，弟子以如釋重負的表情說：

──「再煮一次就好。」

內供仍然皺著眉頭，以似乎不服氣的表情，任由弟子來擺佈。

如此，當第二次把煮過的鼻子拿出來看一看，果然看起來比往常縮短了不少。這樣已跟平常人的鷹鉤鼻沒有什麼兩樣了。內供撫摸了一下變短了的鼻子，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樣子，偷偷地看了一下弟子拿給他的鏡子。

鼻子──那下垂到下巴下面的鼻子，萎縮得幾乎不能相信，現在羞怯地只在上唇上面維持其存在。有些地方有斑駁的紅色，可能就是踩踏時的痕跡吧。這樣子已經應該沒有人會再嘲笑了吧。──鏡子中的內供的臉，看著鏡子外面的內供的臉，似乎很滿足地眨著眼睛。

但是，那一天一整天，他惴惴不安還擔心著鼻子會不會再長起來。內供不管是誦經時還是吃飯時，只要有空就伸手偷偷地觸摸一下鼻尖。但是鼻子還是好端端乖乖地留在上唇上，並沒有特別要從那裡垂下來的跡象。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睡醒時，內供首先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鼻子依然是短的，內供覺得好幾年沒有過的好像抄寫完法華經時的好舒服的感受。

但是過了兩、三天後，內供發現了意外的事實。那是剛好有事來訪池乃尾寺的武士以比從前更奇怪的表情，也不多講話，只是端詳著內供的鼻子。不只是這樣，至於曾經把內供的鼻子掉落到粥裡的中童子，在講堂外跟內供錯身而過時，起初低著頭忍住笑，但是終於忍不住的樣子，一下子笑出聲來了。聽囑咐的下法師○註○9們只在面面相對時恭恭順順聽著，但只要內供往後一轉身，馬上咕咕偷笑，這一種情況並不是只有一、兩次。

內供起初解釋為，是因為自己的臉變了的緣故，但是總覺得只有這樣的解釋似乎不能做充分的說明。──當然中童子或者下法師笑的原因確實是這樣，但是總覺得雖然是同樣的笑，跟從前鼻子長的時候的笑有些不一樣。如果說是比起看慣了的長鼻子，短鼻子看起來更滑稽，也許這樣就一了百了，但是還是覺得還有其他什麼原因所使然。

──以前並沒有笑得那麼無禮貌。

內供偶而會停止剛開始的誦經，傾歪著禿頭這麼喃喃地獨語說。可愛的內供在這個時候一定會茫然看著掛在旁邊的普賢的畫像，想起四、五日前鼻子還長的時候的情境（已落魄到最慘的人，思念昔日光榮時的情境）而變得憂鬱。──很遺憾內供欠缺對於這一問題給予回答之能耐。

──人心有互相矛盾的兩種感情。固然沒有人不同情他人的不幸，但是，當那個人能夠想辦法撐過那不幸時，反而會覺得有些不夠。稍微說得誇張一點，甚至想把那個人再一次推入那個不幸。這樣不知不覺中，雖然是消極的，但是對那個人產生敵意。──內供雖然不知理由，覺得有些不愉快的原因是，他一定是多多少少發覺了池乃尾的僧人和俗人的態度中有這個旁觀者的利己主義。

這樣子內供的心情一天天變壞了，不管是跟誰講話，第二句話就是謾罵。最後連給他治療鼻子的那個弟子都會在後頭罵他（內供會遭受法慳貪 (註:10) 之罪）。尤其讓內供更生氣的是那惡作劇的中童子 (註:11) 。有一天，因聽到兇猛的狗叫聲，內供假裝沒事地出來外面看一下時，正看到中童子揮動著約二尺長的木條在追逐一隻長毛的瘦狗。不只是在追逐，還一邊大聲叫著（鼻子不要挨打，嘿，鼻子不要挨打）。內供從那中童子手上奪取了木條並重重地打在他臉上。那木條正是以前用做托高鼻子用的那木條。

不管如何，內供反而恨起鼻子變短了。有一天晚上大概是日落後忽然颳起風來吧，塔上的風鈴的聲音傳到枕頭來讓他覺得很煩，並且寒意重重，老邁的內供想睡也無法入眠。當他在床上睜眼看著天花板時，突然覺得鼻子跟平常不一樣有些癢癢的，內供就用手去摸了一下，鼻子像水腫似的有些腫脹，好像只有那兒甚至有些燙燙的。

──「因為勉強把它弄短了，也許是這樣才生病了」。

內供用好像要在佛前供香的手勢，捏著鼻子喃喃地這麼說。

第二天早上，內供跟平常一樣一大早就醒過來了，因為一夜之間寺內的銀杏和橡樹的葉子都掉落了，院子像鋪了黃金似的顯得很明亮。塔頂大概是下霜的關係吧，在淡淡的朝暉下九輪 (註:12) 發出刺眼的亮光。禪智內供，站在打開了蔀 (註:13) 的走廊上，做了一個深呼吸。

就在這個時候兒，幾乎忘記的那一種感覺再回到內供來。

內供匆忙用手去摸鼻子。手摸到的不是昨天晚上的短鼻子，是從上唇上面一直垂下到下巴，幾乎有五、六寸多長的從前的長鼻子。內供知道了，鼻子在一夜之間回復到原來的長度。這時內供感受到有一股跟鼻子變短時同樣的爽朗的心情飄浮回來了。

──這樣子也就一定沒有人會再嘲笑我了。內供一邊在晨曦的秋風中擺動著長鼻子，這樣在自己的心中跟自己喃喃地說。

【日本大正五年 (1916)一月】

（註）


內供：內道場供奉的簡稱。古代日本朝廷、寺廟中服務的高僧。


沙彌：入佛門受十誡，為成為正式的僧人在修行的7歲到20歲的男僧。


水干：日本古代衣衫之一種。本為下級官吏、地方武士、庶民的平常服，後來成為武士之禮服。也是一種狩獵時穿的衣服。本來為用棉布織成，後來也用蠶絲織成。


帷子：日本古代衣衫之一種。單面無裡子的衣衫，穿在外衣之下衣。


目連、舍利佛：釋迦牟尼之弟子。


龍樹、馬鳴：菩薩。


供僧：供奉僧之簡稱。奉仕佛之僧侶。


折敷：木片折成的角盆。可做為食膳。


法師：講佛法的僧人、出家人。


法慳貪：佛教十誡之一。吝嗇、貪婪。


童子：佛寺中做雜役的尚未剃髮的少年。


九輪：佛塔頂上有九個環輪裝飾的尖柱子。


蔀：日本古代建築內部構造中可以開關的部份。如為遮擋光、風、視線用的窗、門、門板。

（2006. 06. 28 中文翻譯）